农历四月二十六，相传是炎帝神农的生日。这一天，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纪念始祖，彰显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成为世界各古老文明中的独特景观。作为炎帝神农故里的随州，因而也承载着继往开来、弘扬始祖精神的特殊使命。
“上上圣人”的“炎帝神农氏”
    考古发现证明，我们的祖先在中华大地上，已经生活了200万年的时间。在遥远的洪荒时代，先民生存发展的故事，我们不得而闻。一直到近五六千年，才有一些口耳相传的神话与传说留传于世，并记载于先秦以来的典籍之中。其中关于炎帝神农的传说，就为我们勾勒出中华民族如何繁衍生息、发展壮大的历史画卷。
    据传是周文王所作、孔子及其后学注解的《周易》，最早记下了“神农氏”的大名及其功绩：“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包牺，即伏羲，“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发明了八卦和渔猎的工具。继之而起的神农，则发明了农耕的耒耜，和“日中为市”的贸易。从渔猎到农耕，到商品交换，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更高级的阶段，清晰地反映于社会进步、发展的脉络。考古发现说明，耒耜一类农具的发明，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以物易物，日中为市，也是新石器晚期才有的事物。
    战国时期商鞅所作的《商君书》记载：“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身处“乱世”的商鞅，对神农时代的“治世”推崇备至，也描绘了农耕社会“男耕女织”的和谐场景。
    以“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为己任的西汉太史公司马迁，则在 《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史记》“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其记人叙事的起点为 “黄帝”，“炎帝神农”的记载自然就作为黄帝“代神农氏”的历史背景而形诸笔端。
    尽管炎帝神农没有作为《史记》的主角出现，但还是给我们传递了较为权威的“神农氏世”如何变迁的历史信息。
    “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显然与 “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的 “神农之世”相距甚远。而炎黄之战，黄帝取胜，“代神农氏”，则说明了 “神农”与 “炎帝”的传承关系。
    三国时代蜀汉学者谯周作 《古史考》，认为“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是有圣人出，以火德王。”这个“圣人”，便是“神农”，“神农作耒耜”，“教民耕农”，并“作釜甑，成火食之道。”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 《全球通史》中，将早期人类社会划为两个阶段：“食物采集者”，和“食物生产者”。
    由“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是革命性的。而在中华大地上领导这场“农业革命”的正是“圣人”神农。神农不仅“教民耕农”，“民方食谷”，还发明了新的食用方式，先是“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接着命人“作釜甑，成火食之道”，使先民 “食草木实”、“钦血茹毛”的生活得到彻底改观，从而神农以“火德”而有天下，其继承者“称帝”之时，自然也就与“火”密切相关而称“炎帝”。
    谯周还考证出， “炎帝之后，凡八代五百余年，轩辕氏代之。”这也就从侧面说明了， 《史记》中 “欲侵陵诸侯”、“战于阪泉之野”的炎帝，可能是不同时代但称号一致的 “炎帝”。作为部落集团首领的炎帝神农，从始祖 “教民耕农”受到拥戴，到其后代继承者势力下降， “诸侯相侵伐”而不能征讨，再到 “侵陵诸侯”而丧失人心，最终与黄帝大战，将天下共主的地位拱手送与黄帝。
    或许正是考虑到炎帝神农的历史贡献及其一脉相承的关系，东汉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炎帝神农氏”列为“上上圣人”。
    根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专家推测黄帝“为天子”的年代当在4500—4600年前，而炎帝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时间，自然就在5000多年以前了。
代代相传的“神农生于厉乡”
    而在5000多年前，作为始祖的炎帝神农氏，就出生在随州厉山。
    春秋时代的史书《国语·鲁语》中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三国韦昭注：“烈山氏，炎帝之号也。”
    西汉时期的《礼记·祭法》记载：“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注：“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烈山氏。”
    在众多的古籍记载中，“烈山氏”、“列山氏”、“厉山氏”因音近而实为一人。“其子曰柱”，有专家考证，“柱”是由最早的农业工具——点种用的尖头木棒演化而来，早期农业阶段正是在点种棒的帮助下，才使沉睡的种子萌发出了新的生命，先民因而产生了对点种棒的崇拜，使点种棒成了祭典中主稼穑之神的标志——木主，即柱。因此，无论是“柱”，还是“农”，都是指神农，反映的是“殖百谷百蔬”的传说，和原始农业脱胎于采集狩猎的历史。而“烈山”的来历，很可能就是作为始祖的炎帝神农，为“教民耕农”而放火烧荒之地。直到宋代，湖北、湖南仍盛行“畲耕”，即烧山播种的耕作方式。
    谯周说神农“以火德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作釜甑，成火食之道”。而“烈山”——放火烧荒，以利农耕，无疑是“以火德王”的另一重要原因。
    那么，寓意炎帝神农烧荒播种的烈山，在什么地方呢?
    西晋学者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得明白：“神农氏起列山，谓列山氏，今随厉乡是也。”
    在此之前，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已点明：“随，故国。厉乡，故厉国也。”
    南北朝时期北魏郦道元在其 《水经注》中考证道：“誒水北出大义山，南至厉乡西，赐水入焉。水源东出大紫山，分为二水，一水西迳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是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书所谓神农既诞，九井自穿，谓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则众水动。井今湮塞，遗迹仿佛存焉。亦云赖乡，故赖国也，有神农社。赐水西南流入于誒，即厉水也。赐、厉声相近，宜为厉水矣。一水出义乡西南入随，又注誒。誒水又南迳随县，注安陆也。”
    郦道元从整体上说明了随州北部的山川形势，指出了赐水即厉水，赖乡、赖国即厉乡、厉国，赐、赖、厉声相近，故相通。而作为始祖的炎帝神农的“所生”之“穴”，也符合谯周所谓“穴居野处”的特征。
    因南北朝时期，随州的归属时南时北，故在南朝宋盛弘之编撰的《荆州记》中，也记载了“神农生于厉乡”的传说和事迹。此后代代相传，众口一词：炎帝神农生于厉山，厉山位于今随州北。
    炎帝神农氏的遗迹，以长江支流的汉水中游最为多见，谷城县相传是因炎帝神农氏在那里尝五谷而得名，神农架相传是因炎帝神农在那里尝百草而得名……至于随州的厉山，则有神农洞、神农宅、神农井、神农社等遗迹。
    作为始祖的炎帝神农，生于随州之厉山。但整个部落联盟及其延续数百年的后继者，其活动范围却相当广，乃至末代炎帝与黄帝战于阪泉之野，争夺霸主地位，最终为黄帝部落所兼并。
    《帝王世纪》说：“神农氏崩，葬长沙”，而宋代《路史》具体指出为长沙郡之茶陵州，即传说中炎帝神农的葬处。
考古发现的“神农时代”
    炎帝神农时代，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场景？
    最早将炎帝神农的传说形诸文字并传世的 《周易》，即使确证为周文王所作，也与作为始祖的炎帝神农生活的年代，相距了约两千年的时间。
    时间的久远，传世的路径不同，后世学者掌握材料、治学观念与方式的差异，致描绘的形象与场景可能与其实际相距甚远。如明代《炎帝庙像服记》载，“随之厉乡，炎帝所起，民因立庙祠炎帝”，但庙中的炎帝像却是“首之形如牛”。将炎帝神农塑成这般模样，也并非是异想天开，而是源于西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炎帝神农“人身牛首”的说法。明朝随州知州杨宪认为这是对炎帝神农的大不敬，于是为炎帝神农重塑头像，并戴上了帝冠穿上了礼服。
    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为我们了解炎帝神农时代，打开了另一扇窗户。
    炎帝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主要功绩，与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的主要特征相一致。
    在随州，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物很丰富，最早的距今6000多年，最晚的距今4000年左右。其中，西花园与庙台子遗址、金鸡岭遗址的发掘成果颇丰。
    1983年，武汉大学历史系到随州发掘了淅河西花园与庙台子遗址。
    西花园遗址是一东西向漫坡形的长条形台地,台地高出周围地表约2米,面积有10万余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约1一3米,内涵有东周、湖北龙山、屈家岭晚期三种遗存，发现屈家岭文化晚期的房基6座,瓮棺葬8座,龙山文化的灰坑13座,墓葬38座,瓮棺葬6座。湖北龙山文化的陶器,以黑陶为主,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还有灰陶和少数红陶。器壁以素面为主,纹饰有篮纹、方格纹、绳纹、旋纹、叶脉纹、附加堆纹、刻划镂孔和少量彩陶等。器形有长颈壶、喇叭口红陶杯、尖底缸、罐瓮、鼎、器盖、豆、盘、擂钵、颤、四足方鼎、罐形鼎的扁鼎足等。其中以喇叭口红陶杯最多,出土完整的达250多件。红陶杯可能是一种酒器。在出土的部分陶纺轮和红陶杯上还有彩绘。陶纺轮也出土特别多,约有250件以上。
    与其相邻的庙台子遗址，是一个略呈正方形的高台地,高出地表约4米,遗址面积约有一万平方米。文化层厚达3米以上。内涵有湖北龙山、商代、西周、东周文化遗存。出土的湖北龙山文化的遗物与西花园相同。
    距庙台子遗址约1公里是叶家山墓地，据专家推测庙台子遗址曾为曾国都城。
    西花园与庙台子遗址的发掘与考古发现，展示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一脉相承的社会发展轨迹。大量石斧、石刀、石凿等生产工具，说明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出土的猪骨，说明猪已经成为主要家畜；“酒器”的发现，说明了粮食丰盛，已发明了酿酒；陶纺轮的大量出土，则说明了手工业的发达。
    2002年6月孝襄高速公路建设时，在曾都区洛阳镇金鸡岭，发现一古遗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曾都区文物考古队立即进行了考古发掘，整个遗址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其规模相当一个小城镇。考古工作者认为：“在史前时期有这么大的遗址绝非一般普通性聚落，很可能是一处等级较高的中心聚落。从时代上看，不仅仅只相当于石家河文化时期，还包括了比石家河文化时期更早的屈家岭文化晚期，其距今至少超过5000年。在这5000年里，人类在这里不间断地连续生存繁衍了1000余年，直到进入青铜时代的前夜，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聚落才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金鸡岭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除石斧、石镰等生产工具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石箭镞，及制作箭镞的加工场所。这些箭镞在用于狩猎外，也可能还用于战争。除陶器外，还出土了大量陶窑，说明当时的陶器制作，已掌握了快轮制陶技术，对窑温和火候的控制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从房屋建筑的房基上看，建筑规模逐渐变大，并由早期的红烧土建筑，发展到大型石砌建筑。考古工作者还在遗址地层、红烧土块、夹粗砂的厚胎陶片中，发现了稻谷壳或其印痕。在陶器中，还发现了猪、鸡、鸭等陶塑品。作为酒器的红陶杯，也有大量出土。彩陶发现较多，装饰技法有较强的审美价值，一些特殊的刻画符号还有待于考古工作者进一步破解。
    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应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二、发明了陶器；三、出现了原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但实际上，各地这一时代的发展道路很不相同。有的地方在农业产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陶器，有的地方在1万多年以前就已出现陶器，却迟迟没有农业的痕迹，甚至磨制石器也很不发达。而在随州，新石器时代的这三个基本特征，都在考古发现中一一得到印证，并达到相当高级的阶段，说明随州作为炎帝神农故里“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源远流长，福泽后世。（随州日报记者张 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