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随州的区位形势和政权机构的运作

　　随州远在西周时就在这里分封建邦,形成了一个姬姓国群,散布于汉东地区。其中,随为汉东大国,是周朝扼控南土的重要国家。秦汉以来,曾先后称县、称郡、称州。历代的建制虽有不同,但随之名,“历久未易”，直至明清时期仍沿称随州。

                      　　　　　第一节  随州的区位形势和政权机构的运作

　　一、区位环境与随州城
　　(一)随州的区位
    
　　随州位于明朝湖广布政司的北部,属德安府。全州由山地、丘陵、岗地和冲积平原等地貌形态交错组成，基本上为低山丘陵区,属北亚热带气候。全州群山环抱,层峦起伏,有120多座名山奇峰布列于州境。北郊的桐柏山亘列于鄂豫两省,主峰太白巍峨拱峙;西南有大洪山错综横陈,宝珠雄峰,峻挺陡峭,捍护荆襄。州中群山蜿蜒起伏,突兀秀奇,屏障全境。还有大川秀水130多条,汇聚分流于随州大地。其中，主要河流有氵员水、氵厥水、均水、漂水、氵差水等,水则贯穿州境,流长190多公里,水利、交通发达。资源丰富，矿藏蕴贮量甚大,种类繁多,有金、银、铜、铁、铝、锌、铀、钍、铌、钽、钼等。土地肥沃,盛产粮棉油料,素有鄂北粮仓的美称。土特产也极为繁多。由于经济昌盛,毓灵钟秀,人才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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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州区位险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随境万山环抱,因山为郡,宕山狭隘,道路交错,自枣阳至厉山有99岗,形成囊括之势,易入难出。它“上接襄阳,下连泗凤”,“控荆襄之远势”《大清一统志》卷267《德安府》；又界于荆豫二州,出义阳可兼颖汝,出南阳可窥伊洛。北方义阳、南阳的锁钥,“随实司之”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卷77《湖广三》。而且地处交通枢纽,北唐、南鄂、东黄、西郢，居于“中络”地位。地势险要,“峰峦险峻”,汉东要塞,犹如“兵家诡伏奇计”。“惟诸关鸟道仅通,往来楚北,要塞莫重于此。”系军事要冲,“自古用武之地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2、卷73《湖广一》、《湖广二》。又“其山溪四周,关隘旁列,几于羊肠鸟道之险,洵用武者所必资也”。证诸历史,其义更为明显,周朝以随控制南土,汉朝为南北用兵之要地；隋朝即兴于此,唐朝为控扼南方特在随地设都督府；金元南下均以取得此地为利；宋失中原,筹划抗金、抗元大业时,“议战守者,未尝不切切于随州”。明清时期随州依然是南北交通之咽喉,驿道之中枢,军事之要冲,经济文化沟通之经络。故为历代统治者所瞩目,为区位之要区。
    
　　随州地处群山列水之中,古为侯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山川秀丽,原野丰沃,为汉东重镇。明清两朝较长时间隶属于德安府。东西广为100公里,南北长170公里。东25公里,至马坪港,入应山县(今广水市)境;南45公里,至青龙潭,入安陆县(今为市)界；西75公里,至界山冲,入钟祥县(今为市)界;北100公里至界牌口,入河南桐柏县界;东北100公里,至小林店,入河南信阳州(今为市)界；西北80公里,至三合店入枣阳县(今枣阳市)界。随州,在京师(今北京市)南1200公里处,在湖广布政司(今武汉市)北180公里处。
   
　　(二)随州城的营建与修筑
    
　　随州古城为土城(外城),内城为砖城。土城为元朝建造的,周长5里45丈,高2.3至2.5丈,自东起转南,再转西有进后门、龙会门、聚奎门、阳和门、汉东门、顺德门、玉波门、霖雨门，汉东门上筑有汉东楼。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守御镇抚李富等始建砖城。周围625丈,计3里175步,高2.5丈。设南、北、西门,均建有门楼,在南门城楼右侧设有钟楼。建造敌台23座,女墙950座。成化年间又修造控内外城的护城濠,长700.5丈,深1丈。弘治年间又筑护城堤,郭外土城,增西北三门,再次浚修护城濠。嘉靖中佥事郑汝舟开辟小南门,定名为文明门,称城楼为青云。崇祯十五年知州盛世才、练总张国威奉命再次修筑随州城,城设五门,各有城楼。清朝时在乾隆二十年知州金(山曾)又辟东门,后来曾多次修建城墙与城楼,并题南门为迎薰,小南门为文明,北门称拱辰,东门为近圣,西门为阜城。南北二门外建月城。东、西、北门和小南门各建二层城楼,南门则建三层城楼,并多次修浚内外城濠,以拱卫城市。随州城的整体形态的规划颇为雄伟,是古代城市建筑中所罕见的。
   
　　(三)城中的区划与布局
    
　　随州州署在城内西隅,洪武二年为州同知张逊所建。清朝时因明旧址重建,中间为直堂、为大堂,左为廨舍,右为库所。堂的东西分设六曹,分置诸吏。兴修仪门在戒石亭前,在仪门外又建大门。迎宾馆在大门东侧,刑狱在仪门内西侧。州同署在堂东,州判署在堂西(后裁),吏目署在仪门以东(后改在西),布政分司在州东北,按察分司在州城的北部,营署亦设于城东。州城内外设有各种仓贮。大仓在城内,预备仓在州北,便民仓在州南半里。除州学外,还有阴阳学设于州东,医学设于州东南,惠民药局建于州东。慈善设施有养济院设在南门外,漏泽园亦设于城南一里许《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德安府署考三》。这是随州除民居、商业区外,大体上的格局。此外,清朝时城中有玉石街、前街、乌龙巷、太平街等19条街道。城的全部形貌从高处窥视其平面则颇类似古代乐器编钟的形状,成为历史的奇迹。

    二、基层政权组织及其运作
    
　　(一)随州的政务机构
    
　　明清时期随州,有时为直隶州,有属县;更多的时间为散州,无属县。知州为最高行政长官,为从五品官,下有州同、州判，均为从六品,吏目等为其佐助和僚属官员。州同、州判分管财粮、司法刑狱、巡捕和农田水利赋役诸事。吏目则协助掌管刑狱和官署事务。州衙依照制度规定,则分设三班六房管理官署政务和日常事务工作。三班:指壮班,专司值堂站班,兼捕捉缉拿人犯;快班,专管维持治安,缉捕盗贼;皂班,职司护卫、仪仗。六房是与中央六部相对应的机构:有吏房,管理官制、官规与人事组织工作;有户房，管理一州财务、钱粮、赋税、徭役、田亩、粮租、粮务、契约等事宜;有礼房，管理祭祀、学校、礼俗等;有兵房,管理缉捕盗贼、递解罪犯、邮传驿站等;有刑房,管理刑狱、诉讼、司法等；有工房,管理河道、水利、城工、桥梁等。这就组成了州级的政务机构，直接监督、管理、调解、控制民众,构成民众与官员、农民与地主等多层面的对立矛盾关系。
    
　　随州地土辽阔,居民杂错,素有难治之称。于是在州的边远和险要处,分设巡检司以便辖控。明初,设有唐县镇、梅丘二巡检司,正统时又增置出山、合河二巡检司。清朝乾隆时又增设州同一员,分驻祝林总;又移出山巡检司于高城,改称高城巡检司。嘉庆初撤唐县镇巡检司改设州判,以加强统治力量,充分发挥基层政权组织的作用。清朝随州官员分辖地区，据同治《随州志》卷3《疆域》、《形胜》，如下表所示：

  (二)随州的里甲制度
  
　　随州的里甲编制与全国基本相同,即由110户组成1里，以10户充里长，余百户，每10户为甲,10甲为1里,10里统称为都，里之上设乡，管理里甲事。户有户主,甲有甲首,里有里正,掌管户、甲、里的事务。并按里甲分管民事,也按里甲征徭应役,按甲轮流服役,10年轮充一次,直至改行一条鞭法后,里甲编审服役等制度乃逐渐废弛。里甲是明朝政权赖以建立的农村基层组织,整套政权机构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且也是国家经济命脉之所系。徭役征发主要靠里甲,无此，明朝的徭役制度也就难以存在了。
  
　　大体上明朝随州的里甲制度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明初由于元明之际,战火连年,大量民众死亡离散,地广人稀,除关厢外,全州才分置4乡12里。永乐八年增编14里,成化八年增编16里,正德七年增编18里,后增编19里;至清朝时,并入朱所、张所、楚里、潞里，共22里(城厢除外)。这是其演变发展的大致情况。明清乡里分置情况，据同治《随州志》卷9《里甲》，如下表所示：
 

    此外，不足里甲数目,由散在各地的民户组成，计有:百户所八，千户所一。清朝基层组织改为保甲制度,以监控管制民众。

    三)驿站递铺的设置
    
　　明朝时随州交通设有1驿,即马驿置于州的治所,分设16铺:城南有州前铺至石牌铺5公里,又南行5公里至庙潭铺,又南5公里有光化铺,又南5公里有沙陂铺,又南5公里有云潭铺,又南5公里至石铺,又南行5公里至石门铺,石门铺距州城南35公里,南向共置8铺。
    
　　城东10公里有诸冯铺,再东行10公里至马坪铺,后入应山界。
    
　　城西12.5公里有肖家铺(清顺治三年设置凉水铺),再西行7.5公里至安居铺(清顺治三年改置厉山铺)，再西行7.5公里至船镇铺(清顺治三年改置净明铺),再西行7.5公里至环潭铺(清顺治三年改置唐县镇铺),再西行10公里至大碑铺(清顺治三年改置申溪铺),再西行10公里至陈家铺(距州45公里)入枣阳县界。
    
　　州驿与各铺递相辅而行,驿置于州,有马50匹,始为民养,后改为官养。铺则分置于各地,相距或5公里,或0公里。铺有铺司一二名掌记籍,有铺兵三五名保护行旅,递送文檄,铺有屋3至6间,门1重,邮亭1座。铺兵为永充编徭,有的递铺还有少量田地以供经费开支。
    
　　随州北接渑厄，东临汉沔,介襄、郢、申、安之间,实为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交通便捷,道路早已形成网络。随州城外,有东关路达万家店,通河南信阳州;西关路达安居店,通钟祥县;南关路达光化铺,为德安府大道;北关路达厉山店,为通枣阳县大道。随州自古以来交通四通八达,为南北交通之要冲,连接东西之中枢,“其地最号战冲”北则豫,西则郢,东南则淮鄂,介居其间。“邻邑有警,师之所出,必随是经,恒与兵事相终始。”正由于随州地理区位之重要,历代均极重视,如岳飞抗金,赵彦直、孟珙等人抗元,莫不以随为用。可见随州交通便达,形势险,实为通都大邑,举足轻重,影响一方的战略重镇。
    
　　随州的区位形势,成为它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重要条件,因为它可兼收南北之长,吸取东西之萃,博采群优,成为历史上随州长盛不衰的特有因素,成为随州经济文化发展的特质。随州政权机构是控制全州,调各种关系,执行国家政策，统治随州的政治工具,是封建国家的基层政权组织。

　　第二节   随州经济的昌盛

　　随州经济在我国2000多年的文明史上,是跌宕起伏、几经沧桑,有繁荣也有衰颓,但总的趋势还是不断发展前进的。明清两朝随州经济有所振兴,农业与手工业、商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了昌盛的形势。

    一、兴随的举措
    
　　明清时期地方官员曾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发展生产的措施。
    
　　有明一代,随州有些地方官员尚能兴举实政,以发展生产为要务:
    
　　首先,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生活。明洪武年间,杜智任随州知州时,体察民众负担过重,不忍严刑重征,宁可自己冒失职之责,违纪之罪,依例当谪戍,也不愿严刑征敛。这就缓和了民众和官府的紧张关系,提高了民众的生产热情同治《随州志》卷21《名宦》。鄞县范钦任随州知州时,感到费耗特大,民众负担重，于是“节省里甲,樽节夫骑”，“忧其困乏,则舍有赎羡,谷存赈贷,辨其邪枉,则鬻贾以时,衡量必谨”。采取种种措施,以“节浮派”,宽苏民困同治《随州志》卷32《艺文下》，《随州范曹二使君去思碑记》；卷21《名宦》。昆明吕和任随州知州时,“严明廉慎,行动不苟”，遇灾荒先发仓赈济。每年四月例纳祗候钱,“时禾未青”,民众无钱,如强征民众只能去借贷,这只会加重民众的负担，于是他特命缓征,“俟秋成并纳”,使“民无催科之扰”,民众安心。这些地方官想方设法减轻民众的负担,关心民众的疾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其次,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在李充(或作克)嗣任随州知州时,“首询民所疾苦而为之除之”。他察知民苦于水患,乃“环城为堤,以御水患”。又采取了变水害为水利的措施,使水能蓄能泄,广建防洪蓄水工程,修陂池,筑堤塘,兴水利,发展农业。也解决了水年年泛溢,冲没南方的问题,从此民众得以安居生产。此后,“污莱辟,户口盈”。过去漕粮起运,多雇用民舟,增加了百姓负担,于是“乃造舟,假民,暇则听受他载”。据说造舟36艘,分给善于驾船的人,“无事听其驾船以取利;转漕令其候以装载”同治《随州志》卷21《名宦》；卷32《艺文下》,《前太守李公去思碑》。民既获利又可供漕粮运输,使国与民两便,对漕运与民生都有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第三,及时救灾赈荒,以苏民困。明吕和知随州时遇灾“先发仓粟,以赈贫乏”,“躬自监视,日不暇食”。身为民先,干出了一番事业。李充嗣还建“义仓于四乡,贮谷万斛,饥散丰敛,民赖以济”同治《随州志》卷32艺文下《前太守李公去思碑记》。徐世淳崇祯时任随州知州“会岁大荒”,士多就食粥厂,“分粟赈之”《大清一统志》卷227《湖广德安府》。林梓就任随州知州时正值酷暑无雨,“乃释轻罪,决滞狱,平称兑”。缓解民困,调剂有无,缓和矛盾,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第四,官员守法,为官清介、正直，关心民众疾苦。永乐时陈莘任随州知州,“谘访利病,循行阡陌,微服与野老谈使尽言”,“民受其利”。正统时范理知德安府,“随州民田为楚王护卫所占,犹令输赋,理奏请悉还于民”；“岁通巡属邑,省耕牧,廉疾苦,郡内大治”。明末清初王国宁知随州时,“刚方正直”、“不惮朝贵”,“爱惜士民，严箴规,绝苞苴”,清理讼狱,减轻徭役,民心安定。黄朝选知随州时“优于政治,明于科条,片言折而奸顽〓魂，越诉惩而良善帖席”。执法公正,打击奸凶不法之徒,民众安居乐业。
    
　　由于官吏执法守法,肯于减轻民众负担,调动了民众的生产热情,使随州经济得到振兴。“民无催科之扰”,李充嗣知随州时,丁增至7300余丁口,永乐年间仅三年就“开田四百余顷民受其利”。
    
　　及至清朝时,更加重视民心向背,注意安定与改善民众生活。由于“国家轻徭薄赋,旷典频施”,“荒租屡蠲,灾赈时恤”，这时的地方官员也较为关心民众生活。如李鸿雷于顺治三年任随州知州时,因兵火纷争,疮痍未复,乃以不扰民为宗旨,“一意抚循”,“立条鞭法,以苏里役”。招来逃亡军户,以实兵守。卢崇义知随州时三方未靖,征饷之书,络绎旁午,催科急迫,处理不善就会造成民众流离,民心离散。卢崇义“核实均派,民无重役之累”,随州得以安宁。黄镇知随州时,廉洁自持,吏以旧例,为知州进奉茶果银800两。他认为州官刚刚到任,岂能以收敛民财为快乐?表示不能这么做，按户逐一归还。阅粮籍见百姓散处输纳为艰，乃命户额不足一两的,许同甲大户带完。吏胥认为这样无法征收按例可征收的“羡余”，黄镇则明确地说:“吾意不在羡也,意在安民。”“于是尽除一切陋规及市肆官价”，“民甚便之”,曾作歌称颂。吴昆知随州“遇隙地募民开垦,种粟及木棉。岁暮,籍贫士给以粟”，提倡耕作。王云翔以汉阳同知摄任随州知州时,“凡讼狱差徭有妨农事者,悉革之”。官吏能为民做实事,处处以不增加农民负担、发展农业生产为意,故能提高农民生产的热情。
    
　　抑制豪强,认真执法。地方官员能不畏强暴,不惧权势,公正执法,民众负担相对均平,社会才能稳定。这时随州知州张〓等人,能“驭吏以法,陋规私嘱,无敢启齿者”。政绩清廉,法纪整肃。金〓任随州知州时,“每理刑狱,必反复开导,令其自愧,不以峻刻绳人”。不少州官能“洁己爱民”，“自奉俭约,实惠及民,心主和易,亦无敢于以私者”。赵振清知随州,“实心爱民,耿介直朴,折狱不施刑讯,剖决如神,禁革陋规,霄小敛迹”。金云门知随州“洁己爱民,听断明决”以上所引均见同治《随州志》卷21《名宦》。
    
　　由于随州相继有了一批廉洁自奉、实心办事、耿介直朴、秉公执法的地方官,才使地方安定,生产发展,民众生活有所改善,随州经济得到了振兴。
    
　　二、随州经济的昌盛
    
　　随州全境的土地态势,基本上是“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自然环境，但全州光、热、水、土资源协调,适合于一般作物的生长。随州农耕文明发展较早,当全国许多地方还处在渔猎、采集经济时期,随州已步入农耕时代。在随州三里岗冷皮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发现了稻谷标本,这至少可以说明远在四五千年前随州有些地区已能生产稻谷了。在春秋时农业则更加发达,及至明清时期又有了新发展。随州农业产量高,在全国占居重要地位。垦辟土地的数量不断增多，明清之际原额田地等,能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计有:
 

　　清朝时土田可耕面积又有所扩大,大体上是:

　　清朝原额及增垦土地共有:

　　可见,清朝农业田土面积缓慢地不断扩大,赋税也不断增加。明朝藩王占有土田量之大是非常惊人的,楚王田地在清时称楚里，有田地5644顷15亩9分,潞王田地共有422顷37亩9分。藩王田特多,成为乡里中巨大的负担。而清实行“更名田”后,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大量的田地得到更好的合理利用。
    
　　由于人民能安居生产,故户口日增。明清时期随州地区人户消长概况,据乾隆《随州志》卷7《户口》所载，约如下表所示:

　　市镇数量虽有增减，但可见随州集市发展的趋势还是不断增加。大小集镇形成网络，相距5—15公里，多以农历单或双日为集，还有庙会也是一种贸易形式，交易时间三五月不等，交易活跃，成为地区间的贸易渠道。其主要集市为厉山镇，位于州北20公里氵厥水河与泥河汇合处。明朝称为烈山日中街，清朝嘉庆时称厉山店，宣统时改为厉山镇。镇有商店，成为汉东棉、粮的集散地，有铁器、石器和纺织、染印等作坊。形成了许多行业，聚集了各类工匠。许多商店资金雄厚，商业贸易兴旺。淅河镇清朝时称淅河店，清末时淅河镇尚有商店20多家，这里商业主要经营杂货、布匹、药材、陶器、茶叶、棉花、粮食等；还有铁、铜、银、锡器、篾器、皮革、酿酒、碾米等作坊。石码头常停大船数百只，交通方便商业繁荣。环潭镇，位于州的西部，明清时曾在此设梅丘巡检司。沿河船只众多，船桅如林，商业兴旺。粮食、食油、棉花以及其它土特产转贩邻近府县，并远运汉口。
    
　　清代随州属淮盐专卖地区，淮南盐年运入量为4600大引(一引为600斤左右)，计运入276万斤盐，分销随属地区。私盐贩卖很兴旺，每年春秋两季，盐贩往来随州不下数千人之多。嘉庆二十三年，为了加强控制，清朝在小林店、岩子河等地设卡缉查私盐。同治十二年官府在淅河设食盐分销局，管理盐务和经营批发，盐贩须有“龙票”才能购盐经销。是时淅河年销盐1200万斤以上。民国以后食盐私营者日多。
    
　　商品经济向手工业和农业生产中的渗透，使随州商业性农业有了明显的发展。加之它地处南北文化交汇处，兼有南北经济之长，故形成了随州区域经济的特色，商品运销各地，转运贸易发展较快。而且开始出现了自然经济逐渐转型的趋向，也初步有了正在发展中的商品经济。

　　第三节    随州的文化

　　一、随州的教育
    
　　古时党有庠，里有序，均为类似学校的机构，以进行教育，达到明人伦、广教化的目的。宋朝以后，郡县相继设学，元朝沿袭此制。随州在明清两朝均设州学，成为定制。于是随州有“井闾氵勿穆，户篝党塾，颇有古道之遗”同治《随州志》卷12《风俗》。
    
　　(一)州学
    
　　州学的学宫沿用宋元旧址，在城东门外，龙会门内，洪武十四年知县陈萃因旧址重建。永乐中颁书籍，设祭器，立射圃，“以彰六艺(礼、乐、射、御、书、术)之教”，制度完备。万历初，在知府马文炜、知州林梓的倡议与主持下将学宫迁入城中，并在州衙左侧辟新址，重建学宫。经数月学宫建成，“爽垲伟丽”足可育圣灵于千百年。清朝顺治十五年知州陈秉化又重新修建，殿庑堂祠斋门池亭榭悉如旧制。乾隆十二年摄知州王云翔又将学宫迁于城外龙会门处。道光、咸丰时又不断修缮。同治时又迁回城内小龙门里州署左侧。先后所迁学宫的基地均与孔庙相连接，并在戟门左侧建名宦祠，祀在随有作为的官员。明随州知州陈莘、吕和、李充嗣等均入祠，清朝时又增明德安府同知署州事王国治和殉明难知州王焘等13人入祠。又于戟门之右置乡贤祠，祀明户部侍郎王镛、工部侍郎陈寿、庆远知府贺子亨、江西按察使童寅、大学士何宗彦，清时又增文林郎贡生周宗成、拔贡生米奇生、奉政大夫廪生罗景春等18人。
    
　　顺治九年皇帝特命礼部颁布命令，各地均陈设卧碑于学宫。置于明伦堂之左，以晓示生员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给廪膳之意；并在各级政府中设学正、学道等学官管理教育；同时还要求各衙门官吏对生员均应以礼相待。其目的就是要培养出一批“贤才”，以供朝廷之用。因此清廷延令诸生均应体察朝廷的意旨，努力学习，以上报图恩，下立人品。并开列8条规定，其大意为凡生员均应遵守以下则例：

　　1．当受教于父母，父母即或有非为之行，亦应再三恳告谏劝；
　　2．应立志求学为忠臣，为清官，讲研书史，留心爱国利民之事；
　　3．应居心忠厚正直，必作良吏。如行害人事往往自杀其身；
　　4．不可干求长官，交结势要希求徇私进身；
　　5．应爱身忍性，不轻入官衙，有切已事，由家人代告，不许干与他人词讼；
　　6．应尊敬先生，诚心听受，未明之处，可从容再问，不得妄行辩难；  7．军民利病不许陈言，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8．不许纠党、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词文不许妄刊，违者治罪。
    
　　皇帝特别是清朝康乾等帝王，更是多次“钦颁训饬士子文”，以明示对生员的要求和希望，反复告诫生员应走的道路，“务期风教修明，贤才蔚起”。
    
　　学校的管理，设学正、训导各一员，教官若干员，司管理校务、教育等事。学员定额是：廪生30人，增生30人。规定3年贡2名，遇特恩时增加1名。随州每科参试名额文生为15人，武生15人。咸丰八年又定捐输生员加广永远额文武各3名，暂广文武生员一次额限各3名，由随人筹款同办。又三院会议奏请奖励增加，随州文武永远学额各3名。同治五年，捐输名额再次扩大，文武生员永远学额各增1名，暂时增文武生员一次额各2名。同治六年，三院以随州历次团练捐输钱27万余串，奏请续增加文武额各6名以足10名之限，又暂增广文武学额百名，分11次取进，自同治七年为始。
    
　　(二)建立书院
    
　　明万历时迁学宫于城内，知州王纳言就其旧址建汉东书院(乾隆十八年易名为扌离珠书院，道光五年更名为烈山书院)。书院前建炎帝殿，左右为两祠，左以祀过去曾在随州做官有功德于百姓的，右以祀州之乡贤先生。殿后建堂，定名为随珠，是为讲学讲堂；左右为学舍，系学生的学习场所。书院设山长，总管书院事务。
    
　　随州还在小南门内文庙旧址，建有考棚，以应科考的需要。有东西两棚，各有号舍17间，编坐号1600。堂室门垣齐备，以应考试之需。同治六年知州潘亮功于原考棚基址扩建，置头门、龙门各3楹(间)，川亭1所，后亭9楹，厨舍2间，东棚20间，西棚两重计41间，每间深3丈5尺，宽1丈6寸。共设座位编次2928号。墙垣周广102丈，规模宏伟，气势壮丽。
    
　　(三)义学、社学
    
　　随州曾在唐县镇、唐王店、环潭、淅河、光化铺、万家店、殷家店设有义学。明朝正统年间诏令全国府州县社学不许废弛。成化元年，诏凡民间子弟需入社学者均可入学。弘治中又诏令府州县修建社学。于是随州除上列曾设义学之乡镇有社学外，又建有安居社学、三汊湖社学、随州城内社学、城外南关社学、城西木瓜园社学(后迁府里九甲)、覃宗嘴(潞里九甲)社学等同治《随州志》卷11《学校》。
    
　　随州教育文化的发展，培育英才的众多，从科举考试中也可窥知一二。仅以明朝殿试为例，从德安府录取进士名额较多。从几次考试的个案来看：永乐二年甲申科德安府共取4人，随州有2人(童寅、柳眉)；正德九年甲戌科德安府录取2人，全是随州人(李中、翟銮)；正德十五年庚辰科德安府录取2人，其中1名为随州人(宗良臣)；嘉靖二年癸未科德安府共录取5人，随州有3人(傅凤翔、陈元良、陈良学)；崇祯元年戊辰科德安府共录取进士3人，随州有2人(程铎、回里龙)。“嗣是连镳累选，代不乏人。”同治《随州志》卷22《选举》。从科举考试的个案研讨中可以展现随州人文的发展。其次，就总体来看，有明一代德安府历科共录取进士74人，而随州就有17人。时德安府管五县一州、平均每一县州约为12．3人，随州已大大超过这一平均数了。随州应属全府前列，这更可从整体上看出随州教育的发展，并已经取得明显的丰硕成果。参见光绪《德安府志》卷11。
    
　　由此可见，明清时随州各地均办学、兴学、广建学舍，全州有州学、社学、书院等类型齐全的各种层次的教育机构，可见文化之昌盛。这时随州是人才辈出，洪武三年诏令有司“征天下学识笃行之士”察举贤才，共有八类，第七类称“人才”，而该年随州一地，入选人材类的竟有7人之多。而且随人出仕任官的，多政绩卓著：王兴福有善政，民甚德之，被擢升吏部尚书；王镛任户部侍郎多所建白；陈寿任工部左侍郎，所至以爱民为务，被太子称为侍郎中第一人；还有重农兴学的柳永，不阿权要的储逊；有淡于荣利，好古嗜学的宗文中；有政绩卓异，知本励俗的宗彝；有孝友仁义，临政敏达的兵部右侍郎傅凤翔；有端雅峻洁，树风立言，示风范于后世的颜木；有清修有执，时望甚隆的内阁大学士何宗彦等，都是明代政坛上或社会上的风云人物，都是随州山水钟灵毓秀、陶冶而成的各种类型的佼佼士子。明清两朝，立德、立言、立功的随人不绝于史册。据同治《随州志》、《德安府志》、《湖广通志》等资料，明朝随籍官员的政绩详见下表：

    二、随州的风俗

　　随州一地，习俗淳正，民风质朴。就全州来看，“士民纯秀，几同邹鲁之风”。读书人颇重品德，“士风淳厚，士多季杰”，“俗喜儒学，名盛之流相望”《大清一统志》卷26《德安府》。所以人文昌盛，俊杰代出。
　　全州沿袭流传的习俗有：
    
　　(一)生活习俗
　　命字礼，男子生周岁，亲友为之贺庆，称为“抓周”，并赠以绣履彩帽等物。既长有“命字礼”，择吉日(卜期)宴亲友，请年长德高望重人士命字，亲友群起举酒称贺，实际上是古代加冠礼中“冠而字之”的意思。

　　婚礼，初时不行财，以男子名柬生辰八字为定，女家答柬亦相同。将娶则具彩币牲牢为聘礼，厚薄则与其家庭状况相适应。择吉日，行纳币礼。至期由媒人导婿亲迎。奠雁先归，候于门外，设香案牲醴。女轿至，婿在轿周回作揖，然后入，称为“回车马”。婿偕妇登堂拜神，夕合卺于室。天明时，妇于庙中拜见公婆，以所制袜鞋为礼贽。其次，遍拜诸族亲。女子将要出嫁时宗族治酒食宴请。婚后于归之夕，以青绸帕覆女首，胸背悬以水镜，系以红带以辟不祥，外袭旧衣，谓之闰衣，取其有余之意。父母诫女后，遣送归，妇女均不亲送，惟伯叔父和弟兄送至婿家。

　　丧礼，先讣告亲友，择日受吊唁，下葬之日亲友咸送至墓地；惟丧家妇女不送，次日妇女至墓地哭祭。事毕，孝子衰麻于静夜出谢答。稽首于其门外，不进入室内。如果死者家贫无力埋葬的，多集金资助。

　　祭礼，中元、年节为重祭三代以上宗亲，焚烧楮纸，谓之“冥袱”。惟春祭移于墓地举行。

　　(二)节日礼俗

　　春俗，在立春前一天，官吏迎春于东郊，远近老幼杂处观礼欢呼，以竞观为乐。立春之日，官吏亲击鼓三，然后鞭土牛，称之为“击春鼓”。

　　元旦(农历正月初一)，贺新年晨五鼓设香烛，陈果饼、酒食，拜神礻氏，依序拜尊长；非至亲不面贺，惟以红帖投其门中，通名候问。三日后，亲友往来宴会为乐。元夕，吃粉团，演灯。

　　人日(正月初七)，以七种菜为羹，视该日阴晴以占卜疾病祸福。

　　谷日(谷旦)，以阴晴占卜年中农作物收成的丰歉。

　　上元节(农历正月十五日)，做豆糜加油膏其上群聚而食。其夕迎紫姑，以卜测蚕桑和其它事。在上元节前三日，剪纸为灯，缀以五彩或架彩横棚于街道上，垂灯于下或藏悬诗以试猜测，或聚族人为龙灯，或披锦为狮猊。前面由鼓吹引导，十三日、十四日为试灯，十五日正灯，“檀板度曲，箫鼓相答，火树互角，卜夜为欢”。至十九日止。

　　社日，仲春时约在春分前后，即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农家具牲醴，祀土神以祈年。

　　花朝日(即花朝节)，于仲春二月十五日，即百花生日，以春争正中，百花争望之时，故随州以此日为女儿穿耳、留发、婚事中(纳采、问名)，多以是日为吉。

　　踏青(三月三日)，是日三五成群，出郊踏青，欢沐春光。

　　清明(二十四节气之一)，为扫祭亲友坟墓的时节，多于坟墓上插柳枝或做纸幡挂于墓前，或陈食物供享或焚化纸钱、纸物以表悼念之意。

　　端午节(五月初五)，为人采艾蒿、菖蒲悬于门上，以驱解毒气；饮雄黄酒，小儿则涂雄黄于额上，以驱散时疫；又组织龙舟竞渡，投角黍于水中，以吊祭三闾大夫屈原。

　　伏日(伏天的总称)，这里指伏天中祭祀的一天，随人多制六一散、香薷饮等，以祛暑气。

　　中元(农历七月七日，亦称七夕乞巧或称鬼节)，多以冥钱、羹酒祀祖先，僧道做法会超度亡灵，或称盂兰盆会。并以纸做盘，膏以松蜡，注油点燃为灯，置于水中，动以万计，时称放河灯。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日)，家家户户以月饼、瓜果，宴集赏月，亦彼此互饷互食。

　　重阳节(九月九日)，士大夫多于此日采茱萸携酒登高，与同伴相吟咏唱啸。或做糕互相赠馈，多以篱落黄花造酒。

　　报赛(亦称社日，农历十月初一)，秋收后，农家蒸米饭做糍粑，以雄鸡祀土神。春为祈谷，此称报赛。
　　腊八(农历十二月初八日)，农家以果饼、糯粥为馔，并以此日为女儿穿耳、问名，为吉日。
　　祀灶(十二月二十四日)，家家户户以糖果祀灶神，并以刍豆为灶神饲马。求其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除夕，农历最后一日(十二月三十日或二十九日)，做面食，具白果祀神，换桃符，写春联，往来辞岁，饮团年酒，吃团年饭，街巷张灯结彩，表示喜庆，通霄达旦，箫鼓鸣奏，爆竹鞭炮之声不绝。

　　(三)乡饮酒礼

　　明清以前即有此礼，是由官员主办的。清顺治时又重新倡导，举行乡饮酒礼。设宴，由主、宾、亻巽、介主持酒宴，以申明朝廷法令，敦序长幼之节义，和睦乡里。酒礼的主持人，由州官担任，位于东南；大宾则以致仕官充当，位于西北；亻巽以乡里年高有德之人选任，位于东北；介以次长充任，位于西南。众宾序齿，依年岁大小列坐。以期能序长幼，论贤良，别奸顽。年高有德的居上，谨笃者并列，以年为序，有违条犯法的不许列入良善之席，违者以违制论。

　　这是一年中，各种习俗的简要介绍。这些习俗既有与生产相关的，也有一年之中表示应予庆祝的祀典，还有与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相关的，更有按封建伦理关系加深长幼尊卑的等级关系的。这既有传统生活的文化缩影，也有维系封建伦理关系的作用。这些习俗都是长期沿袭、代代相传的，已是不成文的行为规范。

　　总之，随州是世代相沿续的以农耕为传统的长期进行农业生产的地区。几千年以来，随州地土深厚，其民勤俭力啬，尽力南亩，士习崇朴，不为浮夸，故有随俗淳厚、类伊洛之誉；乡里和睦，户亲族熟，有古道遗风，为人文昌盛之区。


　　三、随州文学的特色
　　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创新，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随州文学有其独具的时代性，其特色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抒发对祖国、对随州山河的热爱。明进士李维桢在《游大洪山》诗中说：

　　　　　　　　步蹑随阳第一山，大开眼孔小尘寰。
　　　　　　　　几宗烟火睥睨下，万里乾坤指顾间。
　　　　　　　　荆郢卧云山势乱，汉氵员拖练水光环。
　　　　　　　　此身恍在青霄上，不羡咸都百二关。

　　诗中通过歌颂洪山山势高峻，大有一览天下之势，深感宇宙之小。寄身高山上犹接灵霄处，感受到随州山河壮丽，从而不再仰慕关中百二关山，以此衬托随州大洪山奇异的景色，使人心意妙臻胜境，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就油然而生了。

　　随州知州祝以豳在《游灵济岩》诗中领悟出山与人互化互济的境界，诗云：

　　　　　　　　自余领兹土，岁息再更龠。
　　　　　　　　山灵识余晚，相见两错愕。
　　　　　　　　未入目卢已澄，暂憩神益矍。
　　　　　　　　怒石排虚空，惊枝互缠络。
　　　　　　　　森苍来扑肩，流翠欲黏〓。
　　　　　　　　犭尔引探层扉，混沌何年凿。
　　　　　　　　阴风万窍呼，返照漏萤爝。
　　　　　　　　耽胜拟延搜，怖奇旋中却。
　　　　　　　　至人七日定，定后竞何著。
　　　　　　　　石床屯古云，灵液垂酥酪。
　　　　　　　　彼一勺多，疗此千顷涸。
　　　　　　　　怡怅遵归途，鸟去烟漠漠。

　　绘声绘形的描述，使人如亲临其境；怒石惊空、层青滴翠、风吹万孔、萤照返光、奇绝巧饰的胜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沟通，使人慨叹万分，陡增对随州敬爱之深情。

　　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的何宗彦在游大洪山时也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他在《登洪山》诗中说：
　　　　　　　　秋雨连绵到上头，风云漠漠望中收。
　　　　　　　　云间指顾空三楚，海岱微茫接十州。
　　　　　　　　忆昔双龙开大壑，何年三釜落高邱。
　　　　　　　　应知此日登临后，千载谁人说壮游。

　　该诗既描绘了在洪山云中环视楚地，从随州为连结海岱十州的冲要枢纽，联想早年开河造山的胜事；又表明有幸登胜地洪山，是令人振奋的千年难逢的壮游，洋溢着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贡生周之仲有《大洪山》诗，描述了大洪山苍劲雄伟的气势，诗曰：

　　　　　　　　百里连山势郁蟠，直从荆郢耸奇观。
　　　　　　　　云封古泗千年夜，雪积阴岩六月寒。
　　　　　　　　当日洪波翻绝顶，而今花雨著层峦。
　　　　　　　　灵踪屡显传唐宋，突兀丰碑字未残。

　　表明大洪山的奇景雄姿，传留着不朽的事迹和碑碣。更增添人们对大洪山的神驰与心往，寄托着作者的情怀与遐思。这些诗都是借吟咏随州景物，抒发对祖国、对乡土的依依之情和爱恋之心。其二，感叹时事，讽咏时政。明朝进士何栋如咏诗抒怀，其诗曰：

　　　　　　　　世路多险阻，前山正郁盘。
　　　　　　　　探丸成内寇，仗节出中官。
　　　　　　　　侧目狐狸过，伤心草木残。
　　　　　　　　何徒任刀笔，长负进贤冠。
　　诗中显示他既对庸官贪官掌权的现实不满，又感到有愧于国家的重托。该诗既叙事，又写意，既不满时政又无能为力。诗中有境，境中有意，意有所指，诗有所发。

　　随州李充嗣游洪山时曾触景生情地说：

　　　　　　　　一雨清凉万物新，省耕随地踏芳春。
　　　　　　　　明时愧我叨民牧，尚有饥寒洒泪人。
　　　　　　　　路入羊肠面面山，万寻苍翠水云间。
　　　　　　　　劳形志大浑无补，逢着幽人也厚颜。

　　他深感作为地方直接临民的父母官，未能治理好随州，仍有啼饥号寒生活困难的民众。深感自己与世无补，未尽到责任，颇为痛心并自责。

　　也有痛感时政黑暗，人才不为世重的诗句。当时进士李般借咏《夜光池》就发泄自己内心的积郁。诗曰：
          
　　　　　　　　随国已成古，随珠名尚留。
　　　　　　　　城隅一泓水，至今涵清秋。
　　　　　　　　何地不生宝，识别难其俦。
　　　　　　　　亿方吐幽室，闪闪惊双眸。
　　　　　　　　俗子长按剑，  视不敢收。
　　　　　　　　及登亩堂日，万镒不易求。
　　　　　　　　悬照可十乘，府珍鲜能眸。
　　　　　　　　不惟珠为尔，人事亦相犹。
　　　　　　　　下客久怀宝，未逢善价酬。
　　　　　　　　何堪自〓鬻，入匣辉弥悠。 同治《随州志》卷31《艺文上》。

　　诗中明显可见，时政用人不当，“怀宝”者竟无人赏识，只能长伏于山泉林木之中。慨叹人事多舛误，良才难展布，只好收入“匣”中，藏于山林，人才被埋没。

　　梁延年在借咏 《夜光池》中也讽喻时政不能普济众生，哀哀苍黎凄凄庶民，正处于水深火热的濒危之中。诗曰：

　　　　　　　　一息微生转瞬中，敢将再造吁苍穹。
　　　　　　　　亦知斗水施非易，谁念灵台惠不穷。
　　　　　　　　经寸明珠初吐丹，半圭良药早乘风。
　　　　　　　　频危物命真堪惜，满眼残黎患正同。

　　诗中明确流露出作者对时事维艰，黎民百姓正难聊生、苦楚万分的忧虑。不难看出他意欲唤起执政者改弦更张，以救生民于水火之中。这些都是同情民众，富于人民性的诗句。作者借随州风物古迹曲折而隐约地发抒心声，显露出忧民忧国、爱民爱国的思想。

　　其三，叙写历史人物，通过史事表露对传统文化和为民兴利造福者的赞誉。进士储嘉珩写有《厉山》诗，歌颂神农氏的历史功绩。诗中说：

　　　　　　　　庖牺生于陈，神农诞于楚。
　　　　　　　　巍巍厉山高，近在赐水浦。
　　　　　　　　悬岩藏石洞，异草纷难数。
　　　　　　　　下与九井通，喷泉若飞雨。
　　　　　　　　是乡帝所生，流传自上古。
　　　　　　　　爰继庖牺作，其利生民普。
　　　　　　　　耒耨教天下，医药慰疾苦。
　　　　　　　　交易各得所，聚宝通海宇。
　　　　　　　　有功则祀之，祭法天所许。
　　　　　　　　至今神农庙，年年赛村鼓。

　　像这类的诗作，还有《舜井碑》、《汉东怀古》、《神农洞》等。此外，还有咏颂兴汉三杰张良的诗作。廪生梁木吟有《子房庙》诗：

　　　　　　　　霸业千年尽，风云尚尔祠。
　　　　　　　　山河留气色，冠剑表须眉。
　　　　　　　　心事终黄石，功名共紫芝。
　　　　　　　　东园有遗志，长此挹风期。同治《随州志》卷31《艺文上》。

　　诗中表述了张良对创建汉室的功勋，借写祠中景物，再现张良的气魄、抱负和创建汉朝大业的历史功绩。

　　这些诗作都展现了随州人对国家、对乡土的热爱，也隐约地折射出明朝政局的腐败。

　　我们还可通过两个典型人物显示随州人的性格、抱负和勇于任事的奉献精神。

　　其一，随州在晚明政坛中较有影响的人物——何宗彦。何宗彦字若善，号昆柱。其父由金溪迁随州，遂定居于此。弟何宗圣后亦任工部侍部。宗彦举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典庶常，累官詹事府詹事，万历四十二年迁礼部右侍部，署部事。后迁左侍郎，仍署部事，后历践显要官职。时福王就藩，“请求无已”，宗彦上疏言可虑者有六，帝不听。又屡疏请东宫讲学，皇孙就傅及瑞、桂、惠三王婚礼事，均不报。万历四十四年冬，宗彦请通下情，修废政，补旷官。明年又屡疏请皇长孙已年十三，应就傅。频岁力争帝终不纳。万历四十六年六月京师地震，宗彦又上“修省三事”。时帝不视朝已30余年，朝政积弛，庶官尽旷。明年防辽事益棘手，宗彦率属上言：“自三路丧师，开(原)铁(岭)相继没，沈阳孤危。请陛下临朝与臣等面筹国家兵食大计。”帝亦不报。“初皇祖宽政省刑，凡考选惠艾之命历数年未邀谕旨。公微用封试诸差，乃获疏通，由此得建明者得数十辈。”同治《随州志》卷32《艺文下》，李亻全台《太傅何文毅公专祠碑记》。当时宗室繁多，成为国家财政一大难题，宗室禄米支出年超一年，地方与国库均难以维持，乃用“限禄法”，即以现数均分，以后不再增加。相对来说，减轻了民众的一些负担。而且他不避权贵，处世方正不阿。当先帝在春宫为太子时，值何宗彦掌容台，“偶传旨俾题请某差，畀某皇亲之亲公”，则缴还云：“固不敢宣泄以损殿下之明，亦不敢曲阿以伤臣子之节。”其刚直不阿虽太子有命，如不合规章的亦绝不曲从。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帝令推阁臣，群臣多首推宗彦，遭人反对，未成。时左光斗、薛敷政、肖毅中等均上疏表示惋惜，此事又遭齐党反对。宗彦乃不安于位，辞官家居。

　　宗彦为官“清修有执，摄尚书事六年，遇事侃侃敷奏，时望甚隆”《明史》卷240《何宗彦传》。光宗即帝位不久，首召公，晋公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天下苍生以安石既出，可立致太平”(碑记)，期许殷切。且奉命于危难之际，边陲失守，人情汹汹。天启元年夏，公慨然就道，拮据揆席，平章军国要务，任钜策艰。天启时曾典试礼闱，选录400人皆俊义之士，向之遗珍一时见采，被视为得人。后屡加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天启四年正月卒于官，赠太傅，谥文毅。时人评说，何宗彦澡身浴德，正色立朝，淡于求名，拙于求利。死后，奉旨建祠，以示纪念。

　　其二，随人颜木。颜木字惟乔，号淮汉先生。正德十二年成进士，初任许州知州，后来又荐调亳州。惩武人石氏恣肆一方，权贵枉法，反坐中伤，免职归家。经此磨砺益自信自励，坚持“彼能尼吾仕，而不能错吾履；能黜吾爵，而不能〓吾学。吾将树风、立言、示范后世，屹然表正于淮汉之间”。著有《家政》、《汉东志》、《七礼解》诸书，是一方端正雅古、纯洁自好的风范人物，为士人所敬仰。

　　这一切，都展示着随州历史文化的特质，这一切，都是古代随州文化哺养孕育的，是古代优秀传统的结晶，是古代随州文明长期熏陶、净化和不断升华凝结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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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州历史文化的特色，约而言之，就是指神农文化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炼、凝聚，去粗取精，扬弃发展，缔结成的优秀传统。它体现为对家乡、对大好山河、对祖国，无限热爱赤胆忠心的精神；对理想、对事业、对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诚的奉献精神；对生产、对建设、对创造财富，顽强拚搏不畏艰险努力奋进的精神。由于随州在明清时期发扬了这种精神，所以随州再次得到了振兴，社会安定，经济昌盛，文化发展，人民乐业，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和社会文明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