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元时期随州地理形势
一、随州的地理沿革及其兴衰
宋代随州，属京西南路。京西南路，府一，即襄阳；州七，为邓、随、金、房、均、郢、唐；此外有一军，即光化；县则有三十一。随州于乾德五年(967年)置崇义军，赵光义登位，是为太宗，避讳改称崇信军。军的建制，说明其为军事要地。太平兴国元年(976年)改为随州，因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划为上州。其贡品有绢、绫、葛、覆盆子四种，反映其丝织业的出色，在京西南路中，可谓首屈一指。襄阳府的贡品为麝香、白〓、漆器三种；邓州贡白菊花，均州贡麝香，郢州贡白〓，唐州贡绢，四州各只有一种贡品；金州贡麸金、麝香、枳壳实、杜仲、白胶香、黄檗，种类虽多，多为药材；房州贡麝香、〓布、钟乳石、笋，凭〓布一项，不可与随州争雄长。随州的户口，崇宁年间(1102—1106年)户30，804，口67，021《宋史》卷85《地理一》。在京西南路七州中，其人口数虽低于邓州与唐州，但高于金州、房州、均州、郢州。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以襄阳府，随、郢、唐、邓州，信阳军六郡为襄阳府路《宋史》卷27《高宗四》绍兴六年二月，复以襄阳府路为京西南路。 元代随州户口急骤下降，户15，966，口52，064《元史》卷59《地理二》。户口下降， 说明社会残破与经济萧条。元代的随州，领随县、应山县，属湖北道宣慰司，不久改隶鄂州行省德安府。
二、军事要冲随州
宋元时期，随州一直为军事要冲。宋金襄汉之战，即在这一带展开，成为南宋首次收复大片失地的一次大捷。金人的傀儡政权伪齐，遣李成挟金军入侵，破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及信阳军，来势汹汹。岳飞临危受命，任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后军统制，绍兴四年(1134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岳飞认为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的基本：“今当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这一认识，得到有识之士的称赞，赵鼎称赞“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朝廷授岳飞为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又授他为荆湖南北、襄阳府路、蕲黄州招讨使，旋提升为太尉，湖北、京西宣抚使。他不辜负重托，精忠报国，奋勇杀敌。郢州一战，号称“万人敌”的伪将荆超兵败投岩死。收复郢州后，派张宪、徐庆马不停蹄收复随州，乘胜前进，直驱襄阳。岳飞督令王贵、牛皋与李成战，李成不敌而逃，在新野妄图负隅顽抗。岳飞与王万夹击之，连破其众，穷追猛打。在邓州，大破李成与金将刘合仓惶设下的联合防线，收复邓州、唐州、信阳军。郾城之捷后，继而有颍昌之捷。屡战皆捷，中原人心震奋，岳飞领导的岳家军在这一带深受群众的欢迎与支持，“父老百姓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顶盆焚香迎候者，充满道路。自燕以南，金号令不行，兀〓欲签军以抗飞，河北无一人从者，乃叹曰：‘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帅乌陵思谋素号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谕之曰：‘毋轻动，俟岳家军来即降。’”《宋史》卷365《岳飞传》。 金军纷纷来降。随州人民为此局势的形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成为岳家军强有力的后盾。岳飞为巩固已取得的战斗成果，更为推动有利形势的发展，恢复故疆，根据需要，提出营田的主张：“襄阳、随、郢地皆膏腴，苟行营田，其利甚厚。”他计划等待粮饷充足，即大举北伐。从此营田之议兴，每年省漕运之半。说明随州是支援北伐的重要基地之一，是南宋复兴的根据地。
正当岳飞在前方捷报频传、中兴有望之际，主和派秦桧把持朝政，一日以十二金字牌催岳飞班师，岳飞长叹：“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确实不出所料，岳飞所收复的大片失地，旋被金军占领。金军在兀〓带领下破濠州，张俊观望不敢与之交锋；杨沂中遇伏而败。岳飞奉命往救，金军闻讯，即刻逃遁。金兀〓密给秦桧书曰：“必杀飞，始可和。”为了扫除和议的障碍，秦桧遵循金人的指示，以“莫须有”的罪名诬杀岳飞。在岳飞冤死64年后，金人于开禧二年(1206年)十一月破随州，旋被收复。次年十二月，金人再破随州。在随州一带，呈现拉锯战状态。嘉定十年(1217年)四月，刘世英败金兵于随州。次年，金军围枣阳。防守枣阳的是孟宗政，在随州守军配合下，迫使金军溃退。这一防线不可摧毁，与随州人民同仇敌忾不可分。
蒙古为灭南宋，一面由忽必烈带领大军向西南迂回进军，经四川入云南，转头攻潭州、鄂州；一面派兵骚扰京西南路，随州成为进军中必经之地。端平元年(1234年)八月，全子才任关陕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他在收复西京的战役中，指挥不当，以致后阵败覆，降一级，贬为措置唐、邓、息营田边备。端平二年，蒙古军攻克宋的枣阳、光化军、光、随、郢、复等州，但得而复失。这年七月，蒙古军侵唐州，全子才弃兵遁，受到降二级、谪居衡州的处罚。端平三年，蒙古军连攻洪山，张顺、翁大成、程再暹领兵捍御有方。为赏程再暹坚守洪山之功，将他由京西兵马都监、随州驻扎，越级提升为带行〓门宣赞舍人、京西钤辖，兼知随州，其余有功将士皆分别奖赏。淳礻右十二年(1252年)二月，蒙古军数万攻随、郢、安、复州，京西马步军副总管马荣兵不满千，以少胜多，一战于严窦山，再战于铜冶坪。马荣“能御大难”，不仅升官，而且赐以金腰带。南宋为巩固这一条重要防线，赏罚严明，想了很多办法，除加强军事防御外，蠲租免税，对新收复的州县，以耕屯为当务之急，拨出专款缗钱百万，供发放耕牛、种子之用，官吏视“措置屯田，修理渠堰”《宋史》卷43《理宗三》。 为不可推卸的工作，因此这一带在战争的间歇期间，农业生产照常进行，支援抗战将士的粮饷。随州人民坚持生产与抗战将士坚持战守同样功勋卓著。
蒙古军在征伐过程中，“所获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尝置兵戍守”。直至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即南宋灭亡前4年，南宋的江陵、荆门等地官员纷纷投降，大势已去，驻黄仙洞的行随州事吕文兴，与均州、房州等地官员一道举起白旗，随州易帜。《元史》卷8《世祖五》。
三、随州人文荟蔚
欧阳修认为随州“其山川土地，无高深壮厚之势”。虽然无高山峻岭以为屏障，无名川大河提供利便，但气候适宜，风雨及时，无大旱大涝之忧；环境幽静，社会安定，民风纯朴。北宋时离京师不远，因此成为朝廷安置功臣宿将、安抚归降人士的特殊地区。在宋初统一战争中，王全斌等破蜀时豪夺子女、玉帛，及擅发府库，隐没货财，罪恶确凿，赵匡胤宽大为怀，赦免他应得的死罪，特置崇义军于随州，以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崇义留后。9年后，起用他为武宁节度使。宋初开始，凡犯死罪得宽赦的，多配隶登州沙门岛与通州沙门岛。王全斌因系功臣，得以在随州度过近10年的安闲岁月《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8《乾德五年春正月庚寅》及卷17《开宝九年二月癸卯》。 功臣石守信从征范阳督前军“失律”，太宗责授崇信军节度使。多次大败西夏军的种谔，是一位屡建功勋的名将，打胜仗被弹劾而降四级，安置随州，不久有人主持公道，为之鸣冤而复官。他在随州的时间虽短暂，但其显赫的战功给随州人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与深刻的教育。与种谔同年出生的吕大防、范纯仁种谔(1027—1083)，吕大防(1027—1097)，范纯仁(1027—1101)， 也都与随州结下不解之缘。
吕大防，字微仲，初为永寿县令，县无井，饮水困难，他克服重重困难，找到两泉，又千方百计将泉水引入县，县民感恩戴德，名之曰“吕公泉”。吕公历知青城、泗州、延州、临江军、华州、秦州、成都府，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因其“朴直”《宋史》卷340《吕大防传》。为人所陷害，贬知随州，但未居随州，而居郢州，旋迁往安州。年老多病时，流窜岭表。与吕大防同在朝廷辅政的范纯仁为此事请求皇帝开恩，因此得罪，落职知随州，继而贬为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随州与这些“朴直”的官吏患难与共，多少能为之分点忧。随州情，随州义，万古不朽。
在安抚归降人士中，较有影响的有夏州拓跋氏之后、定难留后李继筠之弟李继捧，吴越王钱（王景）子钱惟演及南唐主李（王景）之子李从谦。李继捧的祖先与宋朝敌对情绪严重，有四代人未曾到宋朝朝觐。李继捧不顾陈规惯例，到了汴京，宋太宗接见于崇德殿，非常高兴，赐白金千两、绢千匹、钱百万；其祖母独孤氏献玉盘一、金盘三，宋太宗也答谢以厚重的礼物。但李继捧之弟夏州蕃落使李继迁留居银州，不愿归附宋朝，奔往地斤泽(距夏州东北150公里)，誓与宋朝分庭抗礼。宋朝多次表示愿与他建立友好关系，他不仅不听，反而侵犯宋朝的边境。宋朝对李继捧特别重视，赐“国姓”(即赵)，改名“保忠”，授定难军节度使，嗣任命为崇信军节度使。虽有人揭发李继捧与李继迁暗中有勾结，但继捧不若继迁反复无常，可以肯定《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五月己酉》及卷29《端拱元年五月辛酉》。
五代时期的十国之一吴越，从钱〓至钱〓占有吴越之地85年。钱〓归顺宋朝，其子惟演在宋朝飞黄腾达，历官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使。当丁谓权盛时，他与丁谓结党营私，排挤寇准；当丁谓势微时，他转而抛弃丁谓于不顾，投机取巧，遭到弹劾，贬为崇信军节度使。他与刘筠、杨亿齐名于文坛，与刘、杨经常对酒，有歌曰：“城上烟光莺语乱，城下烟波风拍岸。”他在文学上颇有造诣，文辞清丽，知识广博，于书无所不读，私人藏书可与秘府(皇宫图书馆)相媲美。著有《典懿集》30卷，又著有《金坡遗事》、《飞白书叙录》、《逢辰录》、《奉藩书事》《宋史》卷317《钱惟演传》。〗 其诗风文采融入随州人文景观，为壮丽的宋代文化更增添一笔浓郁色彩。
此外，南唐主李〓之子李从谦，归附宋朝后，历知随、复、成三州。
文臣的文风与武将的武功，吴越风尚与南唐习俗，加上李继捧带来的拓跋奔放旷达的精神凝聚在随州，为随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契机。
第二节 宋元时期随州的经济态势
一、随州经济的发展
宋代随州属京西南路，距汴京较近。朝廷奖励农耕、蠲租免税之类措施的实行，随州多能先得其实惠。宋初多旷土，是一种普遍现象，京畿附近亦难免。京畿周环二三州，幅员数千里之地，开垦的土地仅占十分之二三《长编》卷40《至道二年七月庚申》。 政府大力劝民垦田，旷土虽不断有所开辟，但不断出现新的抛荒现象。“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长编》卷27《雍熙三年六月甲午》。 贫富悬殊，田地得不到合理的利用，这是地主政权统治下不可避免的现象。朝廷发布过诏令：“募民请佃诸州旷土，便为永业，仍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三分之一。”《长编》卷38《至道元年六月丁酉》。 这一诏令在随州一带的贯彻是较得力的，州县官吏劝民垦田之数，都登记在册，以凭论功行赏。赵宋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政之本”在稼穑农耕，特设劝农使。劝农使陈靖积极活动在陈、许、蔡、颍、襄、邓、唐、汝等州，劝民垦田。随州一带是劝农使往来频繁地带，使开垦岁增。劝农使的任务，除“劝恤农民，以时耕垦”之外，还有两件事，一为招集逃散，即将逃离本乡本土的流民招抚回乡，创造条件使其恢复生产；另一为检括陷税。
宋代小民的切肤之痛是赋役繁重，随州亦不例外。所谓“陷税”即偷税、漏税。随州陷税问题较轻，因为能得到一些特殊照顾，如种桑柘，毋得增税，“京西南路流民买耕牛者免征”。为求均税，实行方田法，从京西、河北两路开始。宋代交纳赋税有固定的处所，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这叫支移。本来支移的原则是“先富后贫，自近及远”。由于经办官吏营私舞弊，不按规定“徙丰就歉”，即以丰收地方的物资调剂歉收地方的困难；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徙歉以就丰”，通过这一手段以中饱私囊。贫下户虽免支移，然估价既高，更收脚力钱，成为变相的税外之税。与支移联系在一起的“折变”，对小民是一种折磨，因交实物不方便，就将实物折算成现钱。贪官污吏耍花招，“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辗转折算，小民是越折算越吃亏。南宋时，“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艰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小民卖出的物品价贱，而官府折算的价钱比实价要贵一倍两倍，支移折变给小民的痛苦极大。而京西路旧不支移，随州百姓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免除了这一痛苦。到北宋末徽宗时，政治腐朽，朝廷挥霍无度，崇宁(1102—1106年)中命令“支移所宜同，特免；若地里脚费，则宜输”。从此经常征收脚费，一斗交钱56文《宋史》卷174《食货上二》， 相当元丰(1078—1085年)年间正税的数目，而“反覆纽折，数倍于昔”。百姓不堪其苦，推行30余年后，地里脚钱不到一斗的，全减免；凡税钱不到一斗的，支移皆免。
随州除享受不支移的优惠外，还享受过不榷的照顾。随州与陈、滑、蔡、颍、郢、邓、金、房州，信阳军旧皆不榷，即在这一带官府不实行酒的专卖和课税。太平兴国(976—983年)时改行榷酤法，官府获利无几，民间被害甚大《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冬十月辛未》及《宋史》卷185《食货下七》。 说明这一带民风淳朴，嗜酒者少，酒的消耗量小，这是原来不榷的根本原因。
京西膏腴官田多，承租官田的，“官贷牛、种，八年乃偿”《宋史》卷173《食货上一》。京西路租佃官田者，所享受的优惠条件为其他地方所罕见。宋代“州县既广，徭役益众”，民户多因役重破产，“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为规避重役出家当和尚的，赵州即有上千人。庆历(1041—1048年)中，令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裁损役人，万一不足使用，以厢兵代役，京西南路的随州在“裁损役人”之列，“土地不敢多耕”的现象有所缓和。当然，土地抛荒与人口逃亡难以完全避免，但比不裁损役人之处在程度上必然有所不同。为解救百姓疾苦，宋代设有常平仓、义仓、惠民仓。常平仓以平谷价，义仓以备凶灾，惠民仓则是遇岁歉，减价抛出以惠民。京东西路常平仓的设置比荆湖、川峡、广南早15年《宋史》卷176《食货上四》。 随州人民的疾苦的减轻虽是有限度的，但对经济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南宋初年，随州居对敌前线，权势之家大量南移，把注意力集中于东南，争占圩田、围田，与两浙豪民巨室并缘为奸，加倍围裹，包占水荡，影响到广大农民排涝灌溉。会稽一半田亩靠鉴湖灌溉，兴化的木兰陂滋润民田万顷，这类大型水利灌溉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官豪侵占，填淤益狭”。随州一带，却没有发生这类灾难性的事情。随州一带，出现“土广人稀”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赋轻税少。“自荆南、安、复、岳、鄂、汉、沔，污莱弥望，户口稀少，且皆江南狭乡百姓，扶老携幼，远来请佃，以田亩宽而税赋轻也。”江南“狭乡”的百姓往安、复、岳、鄂流动，吸引力就是“土广人稀”与赋轻税少。南宋绍兴四年明令蠲襄阳等六郡(包括随州)三年租税。在两淮、京西、湖北，“土广人稀，诱之使耕，犹惧不至，若履亩而税，孰肯远徙力耕，以供公上之赋哉?”《宋史》卷174《食货上二》。 田宽税轻，为随州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与其他地区比较，随州占有不可多得的优势。元代经济在宋代已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宋元时期随州的经济突出的有两大成就：
(一)水田之制的推广
自汉魏晋唐起，在陈、许、邓、颍、蔡、宿、亳至于寿春，“用水利垦田”，成为敦本劝农的一条重要方法。有识之士认识到水田大大优于陆田：“陆田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且虫灾之害亦少于陆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为推广水田之制，有人提出具体方案：“选稽古通方之士，分为诸州长吏，兼管农事，大开公田以通水利，发江淮下军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千人给牛一头，治田五万亩。”据估算，如此约可亩收3斛，岁可得15万斛。在七州之间置20屯，岁可得300万斛。推行水田之制，二三年间，即可致仓廪充实。这一建议为宋太宗所采纳，立即派人赶往诸州积极进行筹备，宋太宗是积极支持推广水田之制的《长编》卷37《至道元年正月戊申》及《宋史》卷176《食货上四》。 何承矩提倡在河北建水田种稻，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他毫不气馁，载稻穗数车送京师，以实物实证平息异议《长编》卷34《淳化四年三月壬子》， 使水田之制在北方得以巩固。真宗时，京西路种植水稻事仍存在着斗争，真宗任命耿望为京西转运使，制置营田事，种稻三百余顷。耿望初以大理寺丞武程总管营田务事，岂知武程是反对种稻的，上疏言其不便，幸好皇帝不为所惑，将武程调往他郡，另委任新人《长编》卷44《咸平二月四月丙子》。 随州水田之制的推广，得力于宋初几位有作为的皇帝，他们认识到水田之利，对水田之制的推广很坚定。元代继宋代之后，向北方推广水稻种植，将江南种稻能手迁徙到河北、河南，更在大都(今北京)附近开辟重要的稻产区，“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今密云县)、顺州(今顺义县)”《元史》卷138《脱脱传》。在这广阔的稻产区内，连年丰收。此外，在陕西、甘肃等省种上水稻。水稻是元代主要粮食作物，元代水稻品种，据保守的估计，糯稻有20种，粳稻更达50种之多周履靖《夷门广牍·稻品》。此书真伪杂出，此数字可信。 宋元时期推广水田之制是成功的。
(二)棉纺织业的兴起
中国的丝织业，久负盛名，名扬世界。宋代随州丝织业在京西南路中独占鳌头。南宋纺织业有新的发展与新的内容，即棉纺织业的兴起。棉花有两种，一为多年生木棉，一为一年生草棉。木棉或称树棉，原产地为非洲。亚洲木棉分布在印度、越南、马来群岛、柬埔寨和我国南部地区。草棉是亚洲古代栽培植物之一，起源于野生草棉，在南亚、东南亚及我国云南南部和贵州都有野生棉的分布。我国棉花的种植，渐次由两广、福建而推广到江南，这称为南道棉；从西域传至陕西的称为北道棉。南北道棉会合于最适宜于种植棉花的黄河流域。我国的棉纺织业的中心，是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而转移的，由海南、闽广而完成其转移于东南地区。随州在南宋，至迟在元代开始植棉李（王番）《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页234，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到了宋代及以后，棉花的栽培大概已普及全国。”此说较含糊，所谓“以后”似应指元代。“大概”二字似可删。
元代棉花的种植已相当普遍，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随州适宜植棉，气候适宜，地理条件优越。特别是南宋地广人稀，到元代这种情况没有变化，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就是地广人稀的情况更有所发展，更利于推广棉花的种植；不可忽略的是元政府以强制手段推广植棉，对尚未植棉的地区，硬性规定，以棉布纳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四月，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置木棉提举司，每年收木棉10万匹。这一规定不够合理而一度废止。元贞二年(1296年)定江南夏税之制，规定交纳木棉布绢丝绵等物《元史》卷15《世祖十二》及同书卷93《食货·税粮》。 适应这一需要，未植棉地区纷纷植棉。随州“户种木棉，人习为布”开端于宋元时期，这就把家庭手工业开始从狭小的特产式的范围，推向适合于广大人民需要的、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国民经济领域。
二、随州经济发展的阻力
南宋初秦桧当政时，曾偷偷摸摸指示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民力重困，饿死者众。”随州亦难逃这一厄运。随州不利于发展经济的因素不少：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长期根深蒂固；宋金对峙时期，地处边防前线，支援前线的担子沉重；即令在相对安定时期，人心不安，影响到生产积极性的发挥。随州农民的赋役负担，相对而言是轻一点，但随州实行的“推置”与“对籴”，对百姓仍是苦不堪言。“京东西、陕西、河北阙兵食，州县括民家所积粮市之，谓之推置；取上户版籍，酌所输租而均籴之，谓之对籴，皆非常制。”《宋史》卷175《食货上三》。 推置，即搜刮积粮；对籴，即提高租额。因非“常制”就更可怕了，随时都可能有这样的负担或那样的负担强加在百姓头上。
元代随州农民的灾难更甚于宋代。阶级压迫之外，加上民族压迫。元朝将全国人民分为四等元朝的四等人，第一等为蒙古人，地位最高，特权最多；第二等为色目人，包括西夏、西域及欧洲人；第三等为汉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人；第四等为南人，即南宋境内的人民和西南各族人民， 随州人划归第四等，特别受歧视，丧失一切自由，夜间禁止通行，不得集会结社，不得聚众畋猎。在蒙古军入侵初期，大肆屠杀汉人，继而不断搜刮马匹、丁壮、粮食，许多良田变成牧场。特别在进攻南宋时，对投降的州县，勒索金银曰“撒花”，对坚持抵抗的城市，进城后，杀人放火，劫夺子女玉帛，曰“打虏”。“撒花”与“打虏”的痛苦灾难，随州百姓都亲身经历过，不少无辜百姓在这些痛苦灾难中丧失生命。
元世祖忽必烈放弃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如限制牧场多占民田，禁止放牧破坏农桑；提倡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兴修水利；扶持屯田户和移民，给以牛具、农器、种粮；政府颁行《农桑辑要》，总结、推广农业耕种经验。这对随州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蒙古军南下时几进几出、反复蹂躏随州，使随州一度中断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在元世祖的努力下，随州经济有所复苏，但元世祖的经济政策，有一个明显的倾向性，其注意力偏重于边疆开发，即原来人烟稀少的长城以北广大地区。元世祖继承成吉思汗的移民政策，组织汉人及其他各族人民，在和林、上都(即开平、内蒙多伦附近)等城市周围和阿尔泰山、杭爱山、克鲁伦河等地屯田积谷，并将内地工匠迁去以传授制陶等技术。在东北建肇州城“定市里，安民居”。在西北开辟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境内水田。在西南地区派人于无粳稻桑麻处，教民播种，修陂池以备水旱。边疆兄弟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得到空前发展，相形之下，随州经济发展的步伐在元代显得缓慢多了。
元代手工业有重大进步，丝织业极发达，大量使用奢华的金线，织金技术有了空前成就。本来丝织业有一定基础的随州，到了元代反而显得沉寂无声，在宋代列为上州的随州，元代成为下州。元代商业掌握在蒙古贵族及西域商人手中，商业活跃于大都、泉州、杭州和东南沿海诸口岸，长城以北地区出现一些新兴城市。随州的商业，未能与全国的商业同步兴盛。忽必烈初即位时，为与南宋互市，在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建立过榷场，因处于战争状态，时开时闭。随州在元代的地位大不如前，在全国商业城市上很难排上座次，与交通不便有关；相反，水陆交通便利的城市，得到了发展，如扬州，南濒长江，又是元代新运河的起点，成为江淮一带的经济枢纽、贸易中心。溯长江而上，江宁(今南京)、芜湖、武昌、江陵，工商业发达。处于汉水中游的襄阳，成为南北贸易中心，其丝织业在宋代不如随州，到元代一跃而居随州之上。
第三节 宋元时期随州的文化景象
一、随州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是在随州度过他金色的童年的。欧阳修(1007—1072年)，生于庐陵(今江西永丰县)，4岁时，父亲病逝，家境贫寒，随寡母郑氏往依叔父欧阳晔。欧阳晔，字日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任随州判官，为官清廉，秉公执法，处理了许多疑难案件。他在查处大洪山奇峰寺屯积粮食案中，僧以白金千两作贿赂，遭到断然拒绝，不得不拿出粮食六七万石赈济饥民了事。这位叔父官职不大，廉洁奉公，生活不宽裕。欧阳修的母亲出身江南名族，知书识理，精心抚育儿子，买不起纸笔，以芦杆画地教子认字习字。艰苦奋斗，没有条件而创造条件学习的精神，是中国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对欧阳修的成长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的要求越来越高，他渴望读书，但家中无书可读。他有一位朋友李尧辅，同他一样喜欢读书，同他不一样的是家多藏书。欧阳修经常到他家去玩，看到残缺的《昌黎先生文集》6卷，读之入神，爱不释手，借回家中反复阅读，用心背诵，立志以韩愈为自己一生创作的典范。是随州给予欧阳修以传统文化的哺育、滋润与启迪。天圣元年(1023年)应举随州试，天圣四年自随州荐名礼部，在翰林学士晏殊主持的进士考试中名列第一，经过御试，被授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今洛阳市)留守推官。他结交名士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在文学主张与诗文创作方面志同道合。欧阳修在随州的怀抱里吸取智慧的乳汁，显露非凡的才华，走上政坛与文坛，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而且蜚声文坛，领导诗文改革运动，大力扫荡文坛绮靡浮艳之风，使宋代文坛出现波澜壮阔的局面。
欧阳修在随州的好朋友李尧辅，是随州城南大姓，修有东园，园内竹木茂盛，亭阁精致。欧阳修10岁前后经常在这里玩耍，亲见园主人辛勤建园的情景，“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视封树，日日去来园间甚勤”。欧阳修离开随州20年后，重游旧地，老友重逢，观光东园，变化很大，“周寻童子时所见，则树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木卉），草之茁者丛，〓之甲者今果矣”。东园的繁荣，引发了欧阳修对随州的眷恋之情，他深情地说：“随虽陋，非予乡，然予之长也，岂能忘情于随哉!”《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外集》卷13《李秀才东园亭记》。 他对随州的感情是深厚的、真诚的。这也是他热爱祖国的具体体现。
随州著名藏书家当推宋绶。宋绶(991—1040年)，字公垂，其先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徙随州。绶幼时聪慧，为外祖父杨徽之所器爱，徽之无子，家中藏书都给绶。绶历官知制诰、翰林学士、吏部侍郎，最后知枢密院事，迁兵部尚书、参知政事。家藏书万余卷，亲自校勘，博通经史百家，其笔扎精妙。《宋史》卷291《宋绶传》。 宋绶的儿子宋敏求，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家有藏书3万卷，皆略诵习，熟于朝廷典故，士大夫在这方面遇到疑难，必去向他请教。他还是唐史专家，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148卷，修有《两朝正史》、《春明退朝录》、《长安志》，还辑有《唐大诏令集》。
随州有较深厚的文化传统，传统文化的传授是有成绩的，培育出不少政坛风云人物，随州的刘逵即为一例。刘逵，字公路，进士高第，调越州观察判官，入为太学、太常博士，礼部、考功员外郎，国子司业。崇宁(1102—1106年)中，不断提升，由秘书少监、太常少卿、中书舍人、给事中而户部侍郎。出使高丽，迁尚书。又由兵部同知枢密院，拜中书侍郎。加官晋爵，如此迅速，在宋代罕见。成为徽宗时期一位显赫的风云人物。在奸臣蔡京罢相之后，他首劝徽宗砸碎《元礻右党碑》，放宽“上书邪籍之禁”，即改变那种乱扣帽子的歪风，对蔡京所行“悖理虐民”的事有所纠正，这是了不起的政绩。因锋芒太盛，引起朝臣不满，御史余深等弹劾他“愚视丞相，陵蔑同列”，意思是说他高傲跋扈。徽宗将信将疑，纵容蔡京党羽将刘逵赶出朝廷。蔡京再当宰相，刘逵被贬为镇江节度副使，安州居住。蔡京再度离开朝廷，他就起知杭州，加资政殿学士。从他与蔡京的严重对立而言，说明他能辨奸邪、识是非，未辜负传统文化的培育。不能以他初曾与蔡京共事而诬他依附蔡京《宋史》卷351《刘逵传》：”逵无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故躐进。”说他不断升官是得力于蔡京的提拔。即令如此，有过能改，善莫大焉。其后他坚决与蔡京对立的事实，不可抹煞，应予肯定。 刘逵不与蔡京同流合污，敢与奸党抗争，既说明刘逵个人文化素养的非凡，也说明随州文化内涵有值得注意的精华。
对随州文化发展起着重大影响的有尹洙、沈括、吕大防、范纯仁。尹洙(1001—1047年)，字师鲁，河南(今洛阳市)人，举进士，历知光泽、伊阳等县，颇有政治才能。当范仲淹被诬为朋党时，尹洙上奏：“仲淹忠亮有素，臣与之兼师友，则是仲淹之党也。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他不畏权势，坚持公道，被贬官。后因以公使钱为部将还债，又被贬官，居随州城东五里开元佛寺之金灯院。尹洙是欧阳修的好朋友，“内刚外和，博学有识度”，以儒学知名，特别对《春秋》有研究。适应形势的需要，对兵事提出过很中肯的意见，“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尽当时利害”《宋史》卷295《尹洙传》。 随州人有知人之明，对这样一位有为有守的长者，争相造访请教。尹洙为人豁达大度，并不以一再被贬而耿耿于怀，“日以考图书通古今为事”，乐于交结随州的朋友，一时成为随州一位中心人物。在他所居的北阜竹柏之间结茅为亭。尹洙离开随州后，随州人不忍坐视茅亭废坏，加以修缮，成为有名的“尹公亭”，刻碑记其事，为随州人留下美好的纪念。后来的地方官在其故址上扩大范围，进行改建，“增卑益狭，斩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宽深亢爽，环随之山皆在几席”曾巩《元丰类稿》卷18《尹公亭记》。不仅成为随州著名的风景点，而且是随州人怀念尹洙时最能得到慰藉之处。
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杭州人。他为巩固边防，防止西夏侵扰，最先提出修建永乐城。后来此城被攻陷，沈括被认为难辞其咎，责授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沈括政治经历丰富，编校昭文馆书籍，为馆阁校勘，参与王安石变法运动，提举司天监，上浑仪、浮漏、景表三议，招卫朴造《奉元历》。出使辽国，力斥其侵宋之非。官至知制诰、翰林学士、权三司使。他学识渊博，天文、地理、律历、音乐、医药，无所不通，著作近40种，其名著《梦溪笔谈》内容包罗万象，为世人提供许多宝贵知识。他在随州得一玉琥，美玉而微红，酣甜如醉，肌温润明洁。又记随州蔡士宁珍藏一“息石”，其色紫光，重如金锡，其上有两三窍，以细篾剔之，出赤屑如丹砂，病心狂热者服其少许即愈云。沈括在随州留下其治学的脚印，为随州文化增强了活力与生机。
随州以四书五经传授子孙的传统，世代相续。元代仍尊汉族传统文化，具体反映于通令全国立三皇庙与夫子庙，全国路府州县奉命唯谨，不敢或违。随州知州、达鲁花赤募得大笔捐款专用于修理三皇庙与夫子庙，“精选良材，一新大观，殿宇为之雄壮，门庑为之肃严。葺明理之讲堂，备教官之公廨，修祭祀之礼仪”同治《随州志》卷32《艺文下》。 大力弘扬儒家文化，以笼络广大的汉族人心，以巩固其统治。元代有“汉东太守，江表硕儒”之称的林兴祖，字宗起，其言行充分表现“硕儒”的特色，“诗宗李杜，文绍韩欧，书通《诗》、《易》，经学《春秋》”。其政治实践根据儒家教导，以民为本。他知铅山时，对制造伪钞害民的罪魁祸首吴友文治以死罪。吴友文分遣爪牙四五十人为吏，散布各衙门，凡有告发他的，立即暗杀灭口，前后杀人甚多，民含冤不敢诉者10余年。林兴祖一到任，就说：“此害不除，何以牧民!”逮捕其党羽200余人，悉置之法《元史》卷192《林兴祖传》。 林兴祖之所以成为“良吏”，就是因为他谨奉孔子“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为其治政指南。
二、随州宗教文化的兴盛
随州多名僧。宋代名僧有长庆、报恩、道楷、德淳、庆预、守遂、庆显、智缘。长庆兴建长庆寺，寺在州西20公里清凉山下，山景幽异，中有七井，可供千僧饮用。长庆和尚潜心佛门事业，“道价日起，远近向风”，禅侣云集。在长庆寺下，又建宝丰寺、观音寺，成为佛教圣地，宋元时期为兵火所不到。
元礻右元年(1086年)，重修唐代的灵峰寺(俗称洪山寺)，绍圣元年(1094年)诏以少林寺僧报恩为洪山主持。报恩，俗姓刘，名钦宪。报恩到来后，普施法雨，远近悦服，富者献物，贫者出力，大兴土木，堂殿门庑，规模宏敞，改名十方禅院。金兵南下，寺院受损，部分僧侣迁至武昌东山寺，改东山寺为洪山寺(今称宝通禅寺)，易东山名为小洪山。报恩和尚著有《语录》3卷、《集曹洞宗派录》3卷、《授菩提心戒文》1卷。 大洪山报恩寺由守遂和尚主持时，寺中僧侣不满百人，供应困难，为寺田耕作的佃户缺乏生产工具，有耕具的十无一二。守遂劝勉大小和尚，齐心协力开通道路，招人垦荒，不到一年，局面改观，“四方禅衲并肩而来，檀施社供如赴约束”。僧侣很快增至五百，“复修院宇，追述先范，大阐纲宗”宋冯楫塔铭，转引自同治《随州志》卷29《方外》。1996年6月12日，我们到此考察，除千年古杏、塔林外，尚有碑六块，其中宋碑四块，在慧照塔铭中，对道楷赞诵备至，有“芙蓉之子，芙蓉之孙，千众拱环，无位而位。”按芙蓉即指道楷，他为弘扬佛法，振兴丛林，作出了贡献，几代僧众皆受其泽惠，慧照继其衣钵。“伟矣慧照，烁于群昏，履危坦若，其道乃尊，惟肃惟通，惟诚惟忄享。”，一片兴盛景象。
随州名僧中最有作为的当推智缘。智缘随州人，善医。嘉礻右(1056—1064年)末，应召至京师，住相国寺。熙宁年间(1068—1078年)，王韶经营西北边防，谋取青唐，因鉴于西夏重佛尊僧，僧侣在西夏政治舞台上颇为活跃，极受尊敬，特请智缘为之助一臂之力，神宗召见，赐白金，称“经略大师”。智缘不辜负朝廷重托，劝导西夏最有威望的名僧结吴叱腊归附宋朝。西北少数民族中的俞龙珂、禹藏讷令支等皆因智缘的劝导与宋朝修好，他成为宋代为朝廷分忧、为民族友好关系作出贡献的一位名僧。《宋史》卷462《僧智缘传》。〖ZW)〗
元代寺庙香火更盛于宋代。元统治者尊重宗教文化，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多信仰蒙古的萨满教，忽必烈则醉心喇嘛教，出于政治需要，拜喇嘛为帝师，授以玉印，掌管全国佛教。元代佛教在政治、经济上拥有很大势力，全国寺院42，318所，僧尼213，148人。道教徒超过此数，有30万之众。在唐代传入中国的景教，在元朝得到较大发展，各地蒙古人和色目人很多成为景教徒。意大利人孟高维诺到北京传扬天主教，成为中国第一位天主教教区创始人，也是以梵蒂冈教廷正式使节名义来华的第一人王瑞明：《孟高维诺东来的历史背景》，载《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３期。 元代的宗教政策是“兼容并蓄，广事利用”，除佛、道、基督教(元代称也里可温)外，在元代尚有伊斯兰教等。元代随州的宗教气氛较之宋代更为浓厚。
第四节 高举义旗的随州英雄
一、孟氏一门忠烈
宋代民族矛盾尖锐，随着战火蔓延，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受到严重破坏，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威胁。适应时代的需要，宋代出现许多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在随州，以一门忠烈的孟家最为世人所敬仰。
孟宗政(?—1223年)，字德夫，原籍绛州，随其父孟林迁居随州，成为随州人。自幼有胆略，对边防军事颇感兴趣，成长为抗击金军入侵的英雄。他在抗金前线连续取得五捷：第一次在开禧二年(1206年)，金将完颜董犯襄、郢，孟宗政率领义士据险游击，夺其辎重，金军仓皇而逃。因建此功被任命为枣阳令，很快提升为秉义郎、京西钤辖，驻守襄阳。第二次在嘉定十年(1217年)，金军犯襄阳、枣阳，孟宗政奉命指挥神劲、报捷、忠义三军，与扈再兴、陈祥所率领的两军配合，喋血奋战，金军败走。接着枣阳围急，孟宗政急行军赶到，因其驰突如神，金军大骇，乘夜色苍茫而遁。他因这次战功而权枣阳军。上任伊始，一仆违犯新颁布的禁令，立即被斩首示众，军民震惊，因此能令行禁止，威震四方；在筑堤积水、修治城堞、训练士兵方面皆能顺利成功。在第二次取得胜利后的次年，即嘉定十一年，金帅完颜赛不带领步骑围城，孟宗政与扈再兴密切配合，经过3个月大小70余战，每战孟宗政必身先士卒，勇猛异常，锐不可当，金军每战必败。因这次战功，孟宗政转武德郎，并得到朝廷特赐的金带。嘉定十二年(1219年)有第四次大捷，这年金帅完颜讹可带领步骑至城下，采取各种攻城措施，皆为孟宗政所破。金军掘城，孟宗政以“掘深坑，防地道”作为对策，当敌军一打通城墙，他即施放毒烟烈火；当敌军以湿毯防卫，另觅途径，他则“架火山以绝其路，列勇士以长枪劲弩备其冲”。经过肉搏战15回合，金兵死者千余，弃辎重牛马万余而逃。孟宗政升为武功大夫兼〓门宣赞舍人，重赐金带。第五次大捷是孟宗政奉命主动出击，“燔烧积聚，夷荡营砦”。从此金军不敢窥襄、汉、枣阳。孟宗政成为百姓拥戴的保家卫国的英雄。他代为荆鄂都统制，仍知枣阳。许多逃亡在外的百姓纷纷归来，孟宗政赈济粮食，还给田亩，创屋以居；将勇壮之士组成“忠顺军”，出没于唐、邓间，威振四方，金人呼为“孟爷爷”。《宋史》卷403《孟宗政传》。
孟宗政病死，其子孟珙(1195—1246年)继承其父未竟之志，驰骋于抗金前线，在抗金战斗中战功显赫，远远超过其父。孟宗政所组织的“忠顺军”在孟珙的指挥下，农战结合。他创平堰于枣阳，自城至军西18里，由八叠河经渐水侧，水跨九阜，建通天槽83丈，溉田10万顷，立十庄三辖，使军民分屯，一年收粮食15万石。他又命忠顺军家自养马，官给刍粟，马匹蕃息，利国利民。朝廷视他为国之栋梁，任命为京西兵马钤辖。绍定六年(1233年)，大败与金军狼狈为奸的武天锡。武天锡是邓县的农民，聚集20万人马为患。孟珙逼其垒，一鼓拔之，获首级5000，俘其将士400余人，得其户12万余。接着在吕堰与金军交锋，金军弃辎重奔窜，获甲士52，斩首5000，得马牛驼数以万计，收其民3.2万余。金朝行省邓的主管官移刺瑗投降，得县5、镇22、官吏193、马军1500、步军14，000、户35，300、口125，553。这一胜利使抗金形势巨变，金顺阳令李英以县降，申州安抚张林以州降，金军将领刘仪领壮士200降。乘有利形势进攻，岵山之战，杀金将兀沙惹，擒730人，金军弃铠甲如山。继而攻破石穴九砦，复战于银胡芦山，降金军7万之众，获甲兵无数。金军妄图作垂死挣扎，以2万骑由真阳横山南来，孟珙迎击，金兵退却，追斩首级1200。孟珙与蒙古军联合攻蔡州城，迫使金主完颜守绪自焚死。金亡，还军襄阳。因“破蔡灭金”之功，特授武功郎、主管侍卫马军行司公事，提升为建康府都统制，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朝廷对孟珙非常器重，帝问中兴大计，他答以“宽民力，蓄人才”。帝问和议，他答曰：“臣介胄之士，当言战，不当言和。”孟珙属于坚定的抗战派人物，他知黄州时，加强防御建设，“增埤浚隍”，边民来归者日以千数，为屋3万间居之，厚加赈贷。为避免兵民杂处，在地势较高处建齐安、镇淮二砦，安顿诸军；筑章家山、毋家山两堡为先锋、虎翼、飞虎营。黄、蕲、光、信阳四郡军马皆由他节制。
蒙古军来犯，孟珙在抗蒙前线，屡立奇功。蒙古军攻蕲州，孟珙派兵解其围。蒙古军来犯时，随州、荆门、郢州地方官皆弃城而逃；复州施子仁守城牺牲，江陵危急。蒙古军分两路而来，一攻复州，一在枝江监利县编筏窥伺渡江。孟珙不辞艰险，“循环往来，夜则列炬照江，数十里相接”。孟珙被封为随县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团练使兼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抚副使，继授鄂州诸军都统制。未几，升制置使兼知岳州。在他的指挥下，收复郢州及荆门军，在樊城、郎神山等地捷报频传，收复信阳军及襄阳，实现了他“得郢然后可以通馈饷，得荆门然后可以出奇兵”的战略部署。由是指授方略，发兵深入，所向披靡。
当蒙古军大举进犯四川时，孟珙提出“宜为藩篱三层”的计谋：布阵〓、涪，为第一层；备战鼎、澧，为第二层；设防辰、沅、靖、桂，为第三层。峡州、松滋各屯万人，归州屯3000人，鼎、澧、辰、沅、靖各5000人，郴、桂各千人。更应与思、播、施、黔州取得密切联系以为呼应。孟珙非常注意蒙古军的动静，当探知蒙古军于襄、樊、随、信阳招集军民布种，积船材于邓之顺阳时，他分别派人秘密去进行破坏活动，纵火焚烧其所积船材及粮储，以削弱敌人实力。
孟珙善于充实自己的力量，他借鉴其父组织忠顺军的宗旨，招集麻城、巴河、安乐矶、管公店沿边久经征战之士，组成“宁武军”；回鹘爱里八都鲁(改名艾忠孝)率壮士马匹来降，创建“飞鹘军”。他治军重视将帅之间的团结，军纪严明。权开州梁栋藉口乏粮擅离职守，孟珙立令斩其首，以明“不许失弃寸土”之令，由是诸将奉命唯谨，不敢稍有懈怠或疏失。孟珙的军事思想最可贵的是“不择险要立砦栅，则难责兵以卫民；不集流离安耕种，则难责民以养兵”。兵以卫民为天职，民以养兵为义务，兵与民相依为命，“立砦栅”与“安耕种”相辅相成。粮饷是军事胜利的有力保证，他大兴屯田，从秭归至汉口，为屯20，为庄170，为顷188，280，“调夫筑堰，募农给种”。这些措施和谋略很完善，对挽救当时的危难无疑是有益的。孟珙在生活上“远货色，绝滋味”，在学术上，邃于《易》，通佛学《宋史》卷412《孟珙传》。 他是一位文武双全、德才兼备的民族英雄，称他“忠君体国之念，可贯金石”不为过誉。
孟珙一家祖孙几代人都通兵事。孟珙的四世祖孟安，尝从岳飞征战有功；祖父孟林，也是岳家军中一员；父亲孟宗政是宋代名将。孟珙的兄孟(王景）、弟孟璋与孟瑛，孟珙的儿子孟之经都协助孟珙屡立战功。为抵抗蒙古军从四川东下，孟瑛以精兵5000驻松滋为〓州声援；孟璋选精兵2000驻澧州防御施、黔来犯之敌；孟珙镇江陵时，其兄孟（王景）帅武昌。父子兄弟齐上阵，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孟家的表现，光前裕后。为纪念孟家忠烈，随州城西乡孟家故里迄今犹名孟家桥。
最得孟珙赏识的李庭芝(1219—1276年)，字祥甫，原籍河南开封，后徙随州。他出生时因“芝产屋栋”而名“庭芝”。他在孟珙的荐引下，权施州之建始县。他在建始“训农治兵，选壮士杂官军教之”，经过一年的苦心教导，民皆知战守，善驰逐，“无事则植戈而耕，兵至则悉出而战”。这一宝贵经验在附近地区得到推广。他直接得到过孟珙的教育与熏陶，在孟珙部下主管机宜文字。孟珙临死时，向其继任者大力称许李庭芝。李庭芝确实才德非凡，在南宋末年表现了其卓荦不群的政治才能与爱国热情。
随州多忠义之士。边居谊以都统守新城，蒙古军逼襄阳，居谊夹江为城，坚壁固守；蒙古军逼新城，其主将吕文焕至城下招降，居谊射中其右肩，率所部3000人死战皆殁。居谊临死留诗曰：
铁石肝肠死未休，
孤城高倚汉江秋。
三千血战皆忠义，
不效襄阳事敌仇。同治《随州志》卷30《杂记》。
二、元末明玉珍领导农民起义
明玉珍(1329—1366年)，随州人，元末居梅丘里玉沙村(今柳林镇境内)。在元末农民起义大潮中，徐寿辉是红巾军西系的首领；红巾军的东系为刘福通。徐寿辉建立天完国，纪律严明，深得人民拥护。明玉珍团结父老千余人，归附徐寿辉，奉命守沔阳，与蒙古军将领哈嘛秃战湖中，飞矢中右目，成为独目将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筹措，明玉珍率斗船50艘，活动于川峡间，进袭重庆，赶走蒙古右丞完者都，俘虏蒙古军将领哈嘛秃，献交徐寿辉，徐寿辉授玉珍陇蜀行省右丞，这是至正十七年(1357年)的事。蒙古军在完者都的策划下，妄图消灭明玉珍领导的队伍，结果反被明玉珍打败，完者都被俘。明玉珍乘胜攻取成都，诸郡县相次归附。徐寿辉不幸为其部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分裂西系红巾军，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明玉珍拒不与陈友谅合作，为被害的徐寿辉立庙，岁时致祀，自立为陇蜀王。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即帝位于重庆，国号夏，建元天统，立子升为太子，设六卿，分蜀地为八道，下设府、州、县等行政机构。铸天统通宝、天统元宝铜钱，以发展贸易。在政策上，体现了农民政权的特色，如为减轻农民负担制定十分取一的赋税制度、“民无力役之征”的徭役规定。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5《夏明玉珍传》。 还实行屯田戍边、与民休息的政策。他即帝位后，重视教育，设国子监教公卿子弟，设提举司教授，建社稷宗庙以进行爱国家、爱乡土的教育，求雅乐以建设精神文明，开进士科以选拔人才，并出兵云南克中庆(今昆明)。他这些措施，深受四川人民的拥护。他在四川苦心经营5年而病逝。其子升继位，年仅10岁，内部发生矛盾，功臣万胜被害。原属东系红巾军的朱元璋势力逐渐强大，劝明升降附，见不听从，分水陆两路进攻四川，明升降附，赐第京师。洪武五年正月，徙往高丽《明史》卷123《明玉珍传》。1991年，明玉珍的后裔韩国釜山市明在律受明氏宗亲的委托，专程来我国寻根，朝宗祭祖。
明玉珍奋斗一生的实绩，说明他是一位真正的农民起义领袖。他反抗元统治者的残暴统治，摧毁元朝在四川的统治政权，活捉元朝将领，屡战屡胜，他为解除人民的疾苦建立农民政权，他维护农民起义军的团结，不与陈友谅合作，为被害的徐寿辉立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随州英雄。
随州有万山千泉百洞，自然景观多姿多采。“山泽之气通荆襄，民俗之风类伊洛。”它既有南方的旖旎风光，又有北方的敦厚习俗。欧阳修在这里健康成长，尹师鲁在这里传播智慧。随州人宽容厚道、英勇正直、勤奋好学、艰苦朴实，给尹洙以友情与安慰，把智缘和尚推向政治舞台，容许王全斌痛改前非，让李继捧在此过上宁静的生活。欧阳修慨叹随州“一百年间，未出一士”。与毗邻安州相比，并不逊色。安州有宋氏兄弟宋庠、宋祁，都官至知制诰、翰林学士，宋庠拜相；安州还有郑獬、张君房。随州孕育了一门忠烈孟氏与高举义旗的明玉珍。随州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方面，有其独具的特色，除有著名的藏书家、著名的亭阁、著名的庙宇等外，还有著名的丝织业，有丰富的物产。欧阳修《李秀才东园亭记》说随州“山泽之产无美材，土地之贡无上物”，这是时代的局限使然。宋代在京西路兴修矿冶，“类凿空扰下”《宋史》卷185《食货下七》， 徒劳无功。其实随州的地下宝藏很丰富，现查明其金属矿有金、银、铜、铁、铅、锌、铀、钍、铌、钽、钼；非金属矿有重晶石、矾石、磷、萤石、大理石、石灰石、石棉。随州经济发展的前途无限光明。宋元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战争频繁，但随州所受战争的蹂躏较轻，无论是在宋初统一战争中，还是在蒙古入主中原的过程中，战火在这一带转瞬即逝，遗留的战争创伤不那么严重。尤其在宋金对峙的岁月，随州在两大势力的夹缝中呈现地广、人稀、赋轻，这是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宋元时期，随州水田之制的推广与棉纺织业的兴起，标志着随州经济发展的主流所在。这一主流在今后的年代不但不可削弱，而且更应加强，更应随其他产业的发展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