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随州在隋唐统一王朝中的地位

　　一、隋代帝王建国滥觞之地
    
　　公元581年，杨坚代周称帝，他以自己曾受封于随，因以为国号，又忌恶“随”字带“走”旁，便命去“走”为“隋”。同年，随州改为“隋州”宋初复改为“随州”。为行文方便，本章仍作“随州”。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把州郡名的文字拆去偏旁而为国号，这是仅有的一次。
    
　　杨坚家族与随州本无历史渊源，他自称是汉太尉杨震的十四世孙，意思是出自汉代以后士族高门弘农(今河南灵宝北)华阴杨氏。不过，杨坚的先祖早在北魏初期就世居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其父杨忠是西魏、北周的军事贵族，西魏时为十二大将军之一，屡战有功，赐姓普六茹氏，北周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爵随公。杨忠根基本在北方，封随公实由于他开拓汉东有功。
    
　　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萧〓据有襄阳，为求自保，遂求援于西魏，请为附庸。杨忠奉命“出师樊邓，饮马汉滨”，进而攻取随州、安陆《广弘明集》卷28《(隋文帝)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处立寺建碑诏》。自此汉东之地尽为西魏所有，随州与杨氏就此结下不解之缘。忠死，子杨坚袭爵随公。北周武帝即位不久，坚又出任随州刺史。拥有府兵优势的杨坚之所以出刺随州，实因当时这个地区位置特殊。它东与北齐对峙，南与陈相望，西南则比邻附庸小国梁，这样一个钳制三方的特别位置，对于北周来说战略意义不言而喻。军事贵族世家杨氏以随为爵名，进而又出镇随州，威慑相邻三国，足见杨氏家族与北周宇文氏的关系非同一般。
    
　　建德六年(577年)，杨坚随周武帝灭北齐，进为柱国。此后两年之内，周武帝和周宣帝相继去世，继位的周静帝年方8岁，身边出现权力真空，杨坚得以凭借军事贵族的家世和皇太后之父的外戚身分，以辅政为名，行夺权之实。自大象二年(580年)五月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先后平定了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等三州总管的军事反抗，接着又相继屠杀北周宗室赵王、越王等五王。剪除政敌后，杨坚便胁迫年幼的静帝诏赠其曾祖杨烈、祖杨桢为随公，接着又胁迫静帝进其爵为王，以随等10郡为随国，策划了代周的实际步骤。次年，即改朝换代，以封国名为新王朝国号。从这个意义上看，随州是杨坚建国滥觞之地。
    
　　隋朝建立之初，即着手改革地方行政制度，按照“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把北朝的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二级，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又改州为郡。随州改置为汉东郡，领随、土山、安贵、顺义、光化、平林、上明、唐城等8县《隋书》卷31《地理志下》。〖ZW)〗然而，隋王朝国祚短促，汉东郡在隋的地位和发展尚未充分显现出来。

    
　　二、唐初皇亲控制之域
    
　　唐朝建立初年，各地尚存若干割据政权，其中盘据洛阳的王世充，是一支抗拒李唐的重要势力。王世充本是隋炀帝的亲信，在反隋斗争的风暴中起家称雄，先后打败李密的瓦岗军，又力挫内部王文都、卢楚等反对派力量，逐渐控制实权。武德二年(619年)四月，王世充自立为帝，国号郑。郑国割据的地盘以洛阳为中心，西与李唐政权对峙，南达襄阳、随州，与占据江陵的萧铣政权相邻。王世充以魏王王弘烈镇襄阳，徐毅为随州(即隋汉东郡)总管，这时的随州，是王世充郑政权的南方屏障。
    
　　武德三年(620年)七月，秦王李世民在平定了西北的割据势力之后，跃马出关，挥戈东征王世充。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唐军的精锐之师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压倒了郑军。双方交战之初，唐军曾遭败绩，但在李世民出色的指挥下，很快变被动为主动，向王世充郑军节节逼进，锐不可挡。郑政权的州县官吏目睹唐优郑劣的形势，纷纷倒戈附唐，其中包括邓州(今河南邓县)、显州总管所领15州，以及杞、夏、许等7州。这些州县官员降唐后，李世民仍命其留任原职，此举促使了更多的“河南郡县相继来降”，造成襄阳、随州与洛阳政权联系被切断的局面，史称“自是襄阳声问与世充绝”《资治通鉴》卷188，武德三年条。这年十一月，唐军攻克襄阳樊城，随州陷入孤立无援之中。十二月，随州总管徐毅见大势已去，遂“举州降”，洛阳郑政权的南方屏障终告清除。次年三月，王世充投降。
    
　　徐毅降唐后仍为随州刺史，不过这只是权宜之策，唐朝很快便以皇亲出刺随州，其出任者为高祖李渊之妹同安公主夫婿王裕《旧唐书》卷185上《王方翼传》。武德年间，在今湖北省范围内大约有15州，其中襄州、荆州曾任命宗室亲王为总管并例兼本州刺史，安州由亲王遥领，此外只有随州由皇亲出任刺史。
    
　　这些情况表明，唐初在平定南方割据势力的战争中，在统一全国后的一段时间内，随州与荆、襄等州均是控制局势的战略要地，故此须委任亲王、皇亲坐镇。
    
　　唐初随州曾一度改称汉东郡，不久仍复称随州。五代时亦称随州，属山南东道。但以后有时改唐城县为汉东县，有时改汉东县为唐城县，均属随州。

　　三、中唐藩镇争夺之州
    
　　唐自武德末年统一全国至天宝年间，随州与荆、襄及中原一样，100多年没有发生过战乱，人民连续几代过着较为安定的生活；统治者则沉醉在歌舞升平之中，朝政日益腐败，军备渐至废弛。结果，握有北方边镇重兵的节度使安禄山和史思明乘机发动叛乱。安史叛军攻占洛阳后，兵分两路，一路西进关中，很快攻陷长；另一路南犯荆襄，却遭到南阳、襄阳军民的顽强抵抗。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率军苦守安史之乱爆后，为了抵御叛军的进攻，唐政府把边疆军镇制度扩展到内地，在原监察区(道)或重要州设置节度使，其中山南东道节度使管辖随州以及襄、均、复、郢、房等州，南阳失守后，唐军退守襄阳，襄州将士、民众同仇敌忾，拼死决战，随州作为后方，军民奋力支援前线，终于击溃叛军。襄阳守卫战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战斗的胜利遏阻了安史叛军向江汉地区的进犯，“南夏所以保全”《旧唐书》卷114《鲁炅传》。
    
　　历时7年多的安史之乱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一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叛乱虽于宝应二年(763年)终告平定，但其影响远未结束。安史乱后，唐朝国力大大削弱，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其中与随州关联甚大的是梁崇义割据。
    
　　梁崇义本是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王真）的副将。宝应二年，来（王真）被宦官程元振陷害致死，梁崇义乘机杀害同僚，以山南节度使留后之职占据襄阳。这一年，安史之乱告平定，安史降将被分别授以节度使之职，唐军将领也几乎都获得节度使之名，从而各地方镇林立。其中许多方镇具有不同程度的割据性，最严重的是成德、卢龙、魏博三镇，统称“河朔三镇”。襄阳的梁崇义则与河朔三镇相呼应，割据“襄、汉七州之地，带甲二万”，虽说是“地最偏，兵最少”，但仍与河北三镇成“辅车之势”《旧唐书》卷121《梁崇义传》，与朝廷分庭抗礼，俨然是独立王国。此时随州仍在朝廷控制之下，成为南扼梁崇义的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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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成德、魏博等镇连结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起兵反唐，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奉诏讨伐，六月，李希烈统帅大军进驻随州。时随州刺史刘长卿有诗记其事，称李希烈“问罪襄阳，军次汉东境上”，诗中还记述了政府军受到随州百姓“井税鹑衣乐，壶浆鹤发迎”的欢迎《全唐诗》页34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缩印本。面对征讨，梁崇义企图突围南下江陵，“以通黔、岭”，兵至随州四望山，遭唐军迎头痛击，“大败而归，乃收兵襄、邓”。《资治通鉴》卷227德宗建中二年李希烈从随州乘胜追击，一路击溃梁崇义部将的抵抗，直捣襄阳，梁崇义兵败自杀，割据荆、襄19年的局面方告结束。随州又一次显示了它的战略地位。
    
　　随州虽然在结束梁崇义割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未因此而享受安宁。建中三年(782年)，曾在平定梁崇义叛乱中立下功劳的李希烈，转眼间与朝廷反目，拥兵叛乱，自称楚帝，由此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战乱。随州遂陷落为兵戎之地，蒙受惨烈之难，史载随州“遭李忠臣、希烈歼残之后，野旷无人”《旧唐书》卷185下《李惠登传》。这是该州在唐代经历的最严重的浩劫。贞元二年(786年)，李希烈死，其随州守将李惠登举州归顺，唐朝以李为随州刺史，虔王谅为随、光、申、蔡节度使，自此随州又有几十年的安定。

     四、晚唐跻升上州之列
     
　　唐朝前期，地方行政区划为州、县两级。诸州、县以其所在地位的轻重、辖境的大小、户口的多少以及经济开发的程度，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州有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等。唐开元天宝年间，全国有四辅、六雄、十望、十紧之州。四辅、六雄、十望共计20州，全在北方。十紧州大部分也在北方，荆楚地区只有襄、鄂二州跻身十紧州之列，随州仅仅列为下州《通典》卷33，《职官十五》。当时全国共有327州，其中计有上州(包括辅、雄、望、紧州)109个，占总数的33%；中州有29个，占总数的9%；下州有189个，占总数的58%。全国多数为下州，随州名列其中。唐代上、中、下州的划分主要依据人口多少而定，武德年间3万户者为上州；开元十八年规定4万户以上为上州，2.5万户为中州，不满2万户为下州。古代人口多少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随州作为下州，说明唐中叶以前，它的人口不多，在全国的经济、政治地位并不高，远不及军事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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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史乱后，唐地方行政变为道、州、县三级，随州属山南东道。它在平定藩镇叛乱中处于战略要地，而战火又使其元气大伤。德宗贞元二年以后，李惠登为随州刺史，在20年较为安定的环境中，“政清静”，注重发展生产，结果该州“田畴辟，户口日增，人歌舞之”。由于人口增加(详见第二节)，经济有所发展，唐政府于贞元十五年(799年)“升随为上州”《新唐书》卷197《李惠登传》，《唐会要》卷70，《州县分望道》。显然，这是唐后期随州经济政治地位上升的标志。

　　第二节  随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人口变化
    
　　隋唐时期，随州(汉东郡)人口升降变化比较大，今将官方统计数列表如下：

　　唐代贞观年间随州辖境大体相当于隋代汉东郡，但户数仅为隋的5.2%，损户近95%。造成人口大量减耗的主要原因是隋末战乱，大致如唐太宗诏书所称：“隋末乱离，毒被海内，率土百姓，零落殆尽，州里萧条，十不存一。”《全唐文》卷9太宗《劳邓州刺史陈君宾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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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元天宝时期，随州著籍户数有了迅速增长，开元户是贞观户的5.6倍，天宝户是贞观户的10倍，人口是贞观时的8.9倍。不过，天宝最高户数仍逊于隋大业户，而同期有些州如梁州、唐州，人户接近或超过大业户。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两点似不应忽视：其一、隋代汉东郡因是开国皇帝建国滥觞之地，当时人户数很高，可能与此有关。其二、唐前期已出现大量亡逃户，武则天时“天下户口，亡逃过半”《旧唐书》卷88《韦嗣立传》，随州同样有这个问题。即令如此，随州的人口仍有一个值得十分注意的特点，那就是它的人口密度较高。据测算，天宝元年随州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5人，高于湖北地区平均数——7.2人。当时，该地区高于这个平均数的州有7个，依次是安州20.9人(每平方公里，下同)，蕲州18.2人，襄州17.9人，随州10.5人，荆州8.4人，郢州8.0人，黄州7.8人据陈钧等主编《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随州列第四位。古代人口密度状况是一个地区开发程度的衡量尺度之一，随州在唐代前期的人口密度高于荆州、郢州、黄州，在湖北范围内居于前列，大致可以说明这个地区的开发程度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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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史乱后，随州人户数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元和年间统计的著籍户只及天宝人户的二分之一，显然与建中、贞元时期藩镇连兵导致“州数被乱，……人无处业”《新唐书》卷197《李惠登传》。〗有关。随州的人口增长与同期邻近的州相比，差距较大，如襄州元和户达107，107，较之天宝户增长1.24倍，郢州元和户11，900，较天宝户增长0.16倍。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不过，随州在遭李希烈“歼残”，导致“野旷无人”的背景下，经过多年的恢复，元和人户尚能超过万户，这是很不容易的。
    
　　二、土地占有关系及随州的客户
     
　　唐代前期承袭北朝及隋，实行均田制，随州是否实行这个制度?迄今未见确切例证。但均田令既是一个全国性的法令，连边陲西州也有实施均田的记载，包括随州在内的山南道自不应例外，特别是实施均田制的条件和目的在随州同样存在。首先，随州是隋朝立国的滥觞之地，隋代实施均田制，汉东郡不会例外。其次，隋末农民起义风暴席卷南北东西，其中南达岭南，义军扫荡之处，地方官、地主纷纷逃亡，他们的土地许多成为无主的荒田，也有不少转移到农民手中，土地占有关系由此得到调整和改变，唐初均田令不得不承认农民占有这些土地的合法性。此外，前已提及，唐初随州人口急剧减耗，荒田当不少，均田令规定“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那些无地或少地而又须承担课役的农民，可能向国家请授荒田。第三，政府实施均田制的目的，是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保证有足够数量的受田百姓承担赋税和徭役。从随州的实际情况看，唐代前期大地产并不多见，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以及中小地主占优势，这与均田制的实施是相吻合的。由此可以推定，唐前期随州土地占有的基本形式与全国大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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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均田制相适应的赋税制度租庸调，理应在随州实行，只是迄今未见证据。不过，同为山南道的郧县，百姓交纳有“庸调布”，均州有“租丁”交纳的“布”68TAM108：16开元九年庸调布墨书题记；72TAM194：13开元七年麻布残块，似可佐证随州亦交纳租庸调，可能也以租折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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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田制的实施，对唐前期随州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如前所述著籍人户大有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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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均田制本身的缺陷以及地主阶级的为所欲为，造成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农民大量逃亡。这个问题在武则天后期已经十分突出，以至“租调既减，国用不足”《旧唐书》卷88《韦嗣立传》，政府不得不采取括逃户的措施。长安三年(703年)武后派遣“十道使括天下亡户”，这里的十道包括随州所在的山南道。括户就是收编逃户，即所谓“听于所在隶名，即为编户”，实际上并未完全解决问题，史载“人畏搜括，即流入比县旁州，更相〓蔽”《新唐书》卷125《苏〓传》。这些流入比县旁州的人户，在玄宗开元年间始称“客户”，据官方文件透露，随州有大量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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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州的客户同全国一样，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或阶层，大致包括有地主、自耕农、城市小商贩、无业游民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离开本土，寄居随州，而在现居地的户籍上又没有他们的姓名户口，因而得以逃避课役，这也是各地普遍的现象。不过，实际上，州县的地方官大体上掌握了客户的姓名户口和数字，可能另有登记客户的簿籍，也就是所谓“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文苑英华》卷747，柳芳：《食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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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州的客户中，可能有来自异乡而在随设置田庄的地主，即所谓寄庄、寄庄户。不过劳动者必居大多数，他们或是在随州垦殖荒地，或是买到小块田地进行耕作。这些具体情形史不备述，但政府的举措则提供了信息：开元年间，唐政府规定，凡是逃户垦殖的地区就地设立州县，客户收编为编户。随州随县西北、枣阳县东南地区是客户聚集地，开元二十五年，依照规定“以客户编成十二乡，置唐城县”《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按：《元和郡县志》记此事在开元二十四年，两《唐书·地理志》作二十六年。唐城县这些被编为百姓的客户，大体上是拥有少量田产的小农，其数量是可观的，虽然无法从史籍中查出具体数字，但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元和郡县志》统计，随州开元户13，216，乡27，平均每乡489户，这大体是开元十七或十八年的户部计帐数字。据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开元二十五年随州唐城县以客户编成12乡，新增乡占原有乡的44%，几乎比随州原有乡增加了一半，按平均每乡489户算，12乡总户数大致在5868左右。这些客户对随州的开发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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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州以逃户(客户)所聚而设置唐城县，很有典型意义。首先，它标志客户的合法化，代表了当时政府对客户处理的总的倾向，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以后两税法“户无土客，以见(现)居为簿”的先声。其次，从赋税上看，不论全国性的抑或地方性的，总的倾向是谋求使客户承担义务。设置唐城县，客户附籍为百姓，就是要承担赋税，这种税及客户的精神，成为两税法对有产客户与土户同样分等纳税的前奏。唐长孺：《唐代的客户》，《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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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史乱后，随州的土地占有关系有较大变化。贞元、元和年间，为了讨伐梁崇义、李希烈、吴少诚等，唐政府在山南东道襄、邓、唐、随等州驻有重兵，并设置屯田，以“使三军足蔬，万马常秣”《唐卜府君墓志》，《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这种情形在唐前期是不多见的。山南东道的屯田以襄、唐二州最为突出，那里元和年间“岁出斛三十万石”，而随州则缺乏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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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后期，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在荆、襄地区得到长足发展，史籍记载的大地产多在襄州、江陵一带，随州迄今仅见一例，即敬宗宝历二年(826年)随州随县“乡民”张武陵建灵峰寺并施山捐地宋张商英：《随州大洪山灵峰寺记》，同治《随州志》卷32《艺文下》，张武陵显然是一土著大地产者。所应注意的是，张武陵所捐山田土地在海拔400—700米浅山丘陵地区，它大致表明，随州的平原地区早已是膏腴之地，而浅山区则在唐代进入全面开发期，并成为大地产者所觊觎的新目标。不过，从总的趋势来看，随州大地产虽有发展，但不及襄州、荆州，也缺少大规模的田庄别业。

　　三、生态环境优越的农业
    
　　随州三里岗冷皮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有谷物标本，表明这一地区早在四五千年前即有水稻种植，可以断定唐代水稻仍是随州主要粮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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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等农作物离不开水利灌溉。唐代湖北地区水利工程大多兴修于唐后期且多集中在襄州、荆州一带。当然，这并不是说随州没有农田水利建设。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恐怕在于随州有较优越的自然条件，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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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随州的地形、水系自有其特点，便于修建小塘小堰和自流灌溉，勿需费大气力修建大型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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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隋唐时期，这个地区的气候条件比较好，自然灾害不算频繁。据文献记载，从隋初至唐末326年间，随州共计发生大旱10次，水灾2次，旱灾平均32年一遇，水灾平均160年一遇。统计数字据《随州志》，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版。同期全国旱灾共计134次，平均2.4年一遇，水灾120次，平均2.7年一遇统计数字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影印版。可见，影响随州农业的自然灾害平均年遇次远远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数。此外，从清顺治三年(1646年)至1985年339年间，随州大旱87次，平均近4年一遇，隋唐时期则是32年一遇。隋唐时的300年与清以后的300年相比，随州旱灾平均年遇次差距如此之大，足见隋唐时期随州的气候条件、生态环境相当好，是比邻的许多州所不及的。德宗建中年间，随州刺史刘长卿的女婿李穆曾赋诗说：“楚国逢荒岁，随人若有年。空波交水埒，重岫夹〓田。”李穆：《三月三日寒食从刘八丈使君登迁仁楼眺望》，载《刘随州诗集》卷5(四部丛刊本)。这恐怕不是溢美之词，而是随州独特的生态环境带来好年成的真实写照。可以说，随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以及适度的开发，是这个地区农业发展优于许多州的重要原因。   

　　当然，不能忽视生产力的进步。从唐代湖北地区生产力整体水平来看，最显著的是生产工具的改进。在水田耕作中已经广泛使用曲辕犁，这种犁结构复杂，不同的部件分别控制耕田的深浅；曲辕短促，可在小块土地上回转自如；犁轻便省力，一牛即可牵引，适宜在各种水田中使用。在稻田耕作的其它环节中，也采用了木制轻便畜力工具。此外，唐代又有水车应用于农田灌溉，其中效率极高的龙骨水车既可将低处的水车往高处溉田，又可排涝。曲辕犁和龙骨水车的推广和应用，标志唐代湖北地区农业生产力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处于湖北中部腹心地区的随州，不大会置上述先进工具于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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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随州农业的发展，还应考虑耕作方式和技术的状况。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在盛唐(开元)以前，这种技术已经出现，开元以后形成了一种新的重要的种植制度。不过，这里所说的长江流域，多数观点指长江(中、下游)以南，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ZW(2〗参见李伯重：《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林立平：《唐代主粮生产的轮作复种制》，《暨南学报》1984年第1期等汉东大郡随州是否亦实行了稻麦复种?史无明文记载，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第三节   地方吏治及人文活动

　　一、地方吏治的清与浊
    
　　自隋至唐326年间，随州地方官刺史(郡守)有姓名可查的近50人，他们之中政绩显著、流芳后世者寥若晨星。隋文帝时，陇西人辛彦之曾任京官国子祭酒、礼部尚书，后出任随州刺史。这位外放大员在随州为官一任，据说曾施“惠政”一方，具体事例多不见记载，唯有不进奉珍宝珠玩的佳话流传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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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朝立国不久，官场即滋生腐败，地方州郡长官为讨得皇上欢心和施恩，竭尽全力搜括民财以进奉，其中大多数人“多贡珍玩”于朝廷。当时只有辛彦之与众不同，他摒弃珠宝，所进贡的不过是“供祭之物”，真可谓众官皆浊而辛氏独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辛彦之因此而得到隋文帝的口头嘉奖，但他并未因在随州有惠政而升官，相反，朝廷把他平调至潞州(令属山西)任刺史《隋书·辛彦之传》。“清官”难以升迁并不奇怪，这是因为专制本身就是腐败的根源，说到底，朝廷其实并不真的喜欢太清廉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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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随州历任刺史有政绩载入史册的大致不过二三人。元和年间，随州刺史李程升任御史中丞、剑南西川行军司马，朝廷任命书特别提到：“汉南大郡，(李程)守之五年，颇著良能，宜当选奖。”《白居易集》卷55《李程行军司马制》。至于“颇著良能”的实际内容则语焉不详。倒是李程之前的李惠登(783—804年任随州刺史)为父母官20年，“率心为政”治理战乱后荒残的随州，发展生产，为民办事，“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结果“田畴辟，户口加”，百姓“无不歌谣其能”，朝廷升随为上州《旧唐书·李惠登传》。这大致是唐代随州刺史有作为者最显著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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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较而言，不少的地方官是平庸无为之辈，如开成二年(837年)文宗皇帝察问州郡长官之中有谁无政绩，宰相李固言报告“随州郑襄无政”。有人很快开脱说，“郑襄比来守官，亦无败事”，他们还宣称，如此“外郡不理”的官员不在少数。比起这类人，更可怕的倒是那些吞噬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文宗时，新上任的随州刺史杜师仁，就是一个贪污绢帛3万匹的大赃官《旧唐书·文宗纪下》。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唐代随州的吏治同全国一样，越是后来越腐败，以致不可收拾。

　　二、人文活动
    
　　唐代随州官方文化不及邻近诸州，但学校教育和民间文化活动还是相当普及的。唐开国不久，就诏令天下州县以及乡置学校，玄宗开元年间，又规定“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唐会要》卷35《学校》。这些敕令当应在随州得到实施。唐朝还“许百姓任立私学”，所以私人讲学在随州也很有特色。韩愈有《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一诗，记述随州“邺侯家多书，架插三万轴”，诸葛觉慕名前往读书，“学问得所欲”，韩愈对其寄予厚望：“勉为新诗章，月寄三四幅。”《韩昌黎全集》卷7。)显然，随州州、县、乡、里当有学校，私家讲学也很盛行，这对于提高随州芸芸学子乃至平民百姓的文化素质是有重要意义的。白居易在给好友元稹的信中曾提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他感叹“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白居易集·与元九书》。“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随州当在途中，也是“时俗所重”之处。诗歌在社会底层拥有众多的传诵者和欣赏者，反映了唐代包括随州在内普通百姓的文化素质较高。这一点还可以从随州百姓以歌谣赞扬良刺史李惠登得到印证。
 

　　第四节   随州的道教与佛教

　　一、紫阳道人与李白
    
　　道教在唐代得到特别扶持，玄宗一朝尤其兴盛，各地出现了一批著名的道教学者和道士。在随州，代表人物当属紫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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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阳道人俗姓胡，随州人，9岁出家，20岁游衡山，访寻真人，密修真经，回到随州后，建餐霞楼，谈经修道。所谓“餐霞”，意思是服食朝霞之气，是道教丹鼎派的一种气功修炼术。紫阳先生修道，声名远播，李白居安陆时，特慕名来随州，“入神农之故乡，得胡公之精术”《李太白全集》页1293，中华书局1977年版。在李白看来，“汉东之国，圣人所出”，但自神农、季梁以后，“无一物可记”，直到出现紫阳先生才算弥补空缺《李太白全集》页1281，中华书局1977年版。他在餐霞楼《题随州紫阳先生壁》一文中，把修道与神农联系起来：“神农好长生，风俗久已成。”而道教信仰的正是这一“风俗”——长生不死。从李白生动的记述看，紫阳道人炼气、养生、修道的特点是既渴望长生久视，又享受大自然美的生活情趣。这种“道与古仙合”，天上人间成为一体的追求，正是盛唐士人昂扬精神风貌的一种反映，完全不同于悲观厌世者的出世思想，这也是盛唐士人最乐于接受的。所以紫阳先生“于神农之里”的修炼，影响遐迩，北至南阳，南及衡山，求仙学道者纷至沓来，据说“禀训门下者三千余人”，甚至邻境的地方官也跑来“移风问道”，就连“道门龙凤”元丹邱也对紫阳“厚礼致屈”，请“传〓于嵩山”《李太白全集》卷30《汉东紫阳先生碑铭》。
    
　　紫阳先生还是个超凡脱俗的道人。唐代许多道士身在道观而心迷功名，总企图走“终南捷径”，一步跨入仕途。紫阳先生则反其道而行之，他“身揭日月，心飞蓬莱”，朝廷诏令其赴东京太微宫〖ZW(〗《李太白全集·汉东紫阳先生碑铭》载：“天宝初……东京大唐□□宫三请固辞”。按：据《旧唐书·玄宗纪》，天宝二年三月“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据此，碑铭所缺二字应是“太微”。〖ZW)〗，他推辞再三，终因“诏书下责，不得已而行”。太微宫是皇家道宫，紫阳道人入宫仍不愿合流，最终还是“称疾辞帝”，真正表现了道家仙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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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阳先生不仅与李白“结神仙交”，还引导李白的“道合”好友元演隐迹仙城山修道。天宝初去世，终年62。李白亲撰碑铭，称“先生含弘光大，不修小节。书不尽妙，郁有崩云之势；文非夙工，时动雕龙之作。存也，宇宙而无光；殁也，浪化而蝉蜕”。李白还称“予与紫阳神交，饱餐素论，十得其九。弟子元丹邱等，咸思鸾凤之羽仪，想珠玉之云气”，为此“篆石颂德，名扬八区”《李太白全集》页1433，中华书局1977年版。足见他是随州一位很有影响的道士。

　　二、随州寺塔的兴建与净业法师
    
　　隋朝建立后，一改北周武帝废佛的政策，推行佛教治国。在复兴佛教的过程中，随州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下令在随州等四个州各“立寺一所，建碑颂德”，以纪念杨忠对这些战略要地的经略《广弘明集》卷28《(隋文帝)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处立寺建碑诏》。自随州建智门寺以后，各地纷纷仿效。据载，自开皇至仁寿年间，全国建造寺庙达3792所《辩证论》卷3。不仅如此，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又诏令首先在全国30州内建舍利塔，其中包括随州智门寺《广弘明集》卷17《隋国立舍利塔诏》。此后，各地随之建灵塔111座《续高僧传》卷12《童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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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文帝以随州等重要州为立寺建塔的始起之地并非偶然。随州是立国的滥觞之地，以该州作为佛教的复兴之地有着明显的用心，这就是开国之君把佛教复兴与隋朝立国联系起来，正如隋文帝自己所说“我兴由佛”《广弘明集》卷17《佛德篇·舍利感应记》，而立国后兴佛则是要佛“替国行道”。有意思的是，这一目的由随州建寺塔的举措表现出来。据《舍利感应记》称：仁寿元年“隋州于智门寺起塔，掘基得神龟”，龟头上竟有文字“上大王八十七千万年”，有人邀功，马上送往京师，“皇帝亲抚视之，入于怀袖，自然驯狎”。《广弘明集》卷17《佛德篇·舍利感应记》。龟头之字显然是有人作伪，但它却是迎合隋文帝的真实心态，即兴佛立寺修塔是为了国家长盛，江山万代。用智门寺建塔所掘的乌龟来表达这一目的，正反映出随州在立国、兴佛中的特殊地位。
　　在隋代佛教兴盛之际，随州出了一名高僧净业。净业俗姓史，出家北往，师从佛门领袖、静影寺慧远，精研大乘《涅般木经》，攻读慧远名著《大乘义章》，“尽其函理”，后来又从昙迁禅师学习“摄论”。净业从事多面的佛学理论学习和研究，终成一代著名的学问僧。大业四年(608年)他被“召入鸿胪馆，教授蕃僧”《续高僧传》卷12《净业传》，又是一位著名的佛学教育家。

　　三、贞倩僧与李白
    
　　唐代随州的佛教、寺院不再像隋朝那样受皇帝直接控制，僧 尼多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一些失意者遁入佛门往往是为了寻求“解脱”，他们习业山林寺院，超凡脱俗，追求精神生活的高雅意境和审美价值。这类僧人中，随州的贞倩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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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倩，随州人，出身富裕之家，破产后浪迹四方，终无所就，遂归于仙城山为僧。由于唐代寺院经济十分繁荣，他无衣食后顾之忧，得以“屏除一切，惟日吟咏”同治《随州志》卷29《方外》。出家人习业山林寺院，吟诗作句，是唐代十分普遍的现象。贞倩吟咏禅寺，造诣颇高。他还乐于以文会友，尤其仰慕李白的文才，听说白在江夏，便专程拜访，二人促膝谈诗论文，情投意合。李白将“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与贞倩。贞倩返回随州时，与白“流涕惜别”，李白亦“作小诗绝句，以写别意”。诗中写道：“彼美汉东国，川藏明月辉，宁知丧乱后，更有一珠归。”在李白看来，随州是产生“圣人”的摇篮，神农、季梁、紫阳先生之后，“若继迹而起者，惟倩公焉”《李太白全集》卷27《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所以他把贞倩品评为“汉东明珠”决不是溢美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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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贞倩来说，能够得到李白亲自赠与的“平生述作”手稿，无疑是一大幸事。在唐代，可与之并提的是李阳冰。宝应元年，李白投靠其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将其“草稿万卷”托付给阳冰《李太白全集》卷31附录一：李阳冰《草堂集序》。白辞世后，李阳冰将所藏李白诗文结集为《草堂集》刊行，这无疑是功德无量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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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后人不得不问：贞倩所收藏的李白诗文最终归宿如何?可惜现在已经难以知晓了。

　　四、随州禅宗的代表人物慈忍大师
    
　　慈忍是唐代后期随州的名僧，不过，《宋高僧传》记唐初至宋初的高僧正传532人，附传125人，均未见有慈忍的记载。《宋高僧传》书成于端拱元年(988年)，113年后即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张商英撰《随州大洪山灵峰寺记》，才比较全面地概述了慈忍的事迹。由此看来，后人关于慈忍大师的记载多有传说、演义成分。据《灵峰寺记》记载，慈忍原法名善信，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为洪州(今属江西)开元寺僧，云游五台山后南下随州。至大湖山(今大洪山)，时逢大旱，见乡民准备杀猪宰羊祭祀龙神以求雨，善信苦苦劝阻并愿以断双足为牺牲，祈祷龙神，因此感动乡民。大地产者张武陵施山捐地为其兴建寺院，朝廷也嘉其信诚，赐号慈忍大师，又加赐灵济慈忍大师，大洪山寺院赐名幽济禅院。善信自残的举动难以确知，不过，不论它是一个真实的或者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都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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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程表明，印度佛教中诸如舍身饲虎、割肉救鸽、施舍儿女等残酷悲惨的故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为流传，它实际上是引起人们对当时社会悲惨现实和苦痛牺牲的共鸣。盛唐时期，这些残酷悲惨的故事大多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种“净土变”，即各种幻想出来的“极乐世界”的佛国故事，佛教僧侣们大都逍遥自在，习业山林，吟诗作句，超凡脱俗，恰如随州贞倩僧那样。然而，到了唐代晚期，诸如菩萨苦行和以身饲虎等一些血肉淋淋的本生故事又重新流传开来，显然与唐后期险恶的时代政治背景有关，随州善信断足的故事大概就是这种背景的产物。在这里，故事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它是一个手段，一种宣传——用牺牲自己而不是高深的佛教理论来救度芸芸众生，使他们积累善业，皈依佛门，也就是使佛教渗透到社会下层。善信在随州建立寺院、弘扬佛法的意义即在于此。善信最初师承洪州开元寺禅宗大师道一。道一是禅宗六祖慧能的再传弟子，因俗姓马，故时人称之为马祖。在中国佛教史上，他算得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这就是继承慧能禅宗“顿悟”说并将其变得容易操作，具体说是把高深莫测的佛学理论通俗化、平实化。他讲授禅理语言通俗，比喻形象，幽默轻松，便于为社会下层民众接受《宋高僧传》卷10《道一传》，同治《随州志》引宋张商英《随州大洪山灵峰寺记》。
  　
　　善信继承了道一的也即南传禅宗的风格并在民间身体力行，他在随州大洪山从事佛事活动就是如此。这种隐迹山林，深入民间，远离政治，贴近平民的禅门活动，与北方禅师拼命跻身上层追求显达有极大的区别，它表明六祖以后的禅宗在民间社会的广泛渗透和强大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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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忍(善信)大师在大洪山向民众传播佛教禅宗信仰和文化，他的幽济禅院成为百姓祈祷求愿的场所，从一个侧面迎合了平民百姓“力不足者取乎神”《柳宗元集》卷44《非国语上·神降于莘》的社会心理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