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新式教育的缓慢发展

　　作为早期“儒学之乡”，随县教育素来悠久，文风昌盛 。晚清年间，县内设有 学正训导署管理教育。学校分为官学、私学两类。官学有书院、州学、社学，其生员研习经 史、理学及八股文章以应科举；私学分为蒙馆、经馆，遍设于乡村集镇，学期及馆址多不固 定，招生形式宽泛。主要有公延馆、族塾、门馆、专延馆4种，教材、教法大多陈腐老旧。 到同治年间，境内计有州学1所，社学10所。

    
　　一、随县新式学堂的建立
    
　　随县最早建立的 新式学堂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中华基督教循道会随州教区在州城创办的福音堂小学。 该校开 设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英语等课程。学生最初多为教徒子 女，学费由教会负担。毕业时成绩优异者，可保送至武昌博文书院、文华书院或汉口普爱医 院护士学校深造。嗣后，淅河店、万家店、祝林总、唐镇、厉山等地相继开办有教会小学堂 。境内第一所公立小学则创办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颁布《奏 定学堂章程 》，颁布新的学制，行之全国。翌年，随州乡绅朱海廉在安居创办了安居初等小学堂。光绪 三十一年(1905年)，随州学正训导署更名为劝学所，附设有模范初等小学堂1所，作为州内 初等小 学的样板；嗣又改烈山书院为随州高等小学堂，共设两班，学制4年，开设修身、国文、算 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等课程，以“庚子赔款改学堂捐”为经费。后又扩充为 甲、乙、丙、丁4班，有学生200名，并附设有初等农业学堂，招生1个班。到宣统三年(19 11年)， 随州计有初等小学堂22所，高等小学堂5所，初等农业学堂1所，学生人数总计超过千余名 。

    
　　二、新式教育的缓慢发展
    
　　民国初年 ，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各校学生学习年限，初等小 学由5年改为4年；高等小学由4年改为3年，后又改为2年。1923年，县劝学所改为随县教育局。1925年创办县立初级中学。其后，随县福音堂开办的男子小学、女子小学及抚幼室 合并，称之为随县“私立粹文小学校”，计有学生6个班。1931年，随县第一完小改为县立 中心小学，变学年制为学期制。到1935年，全县各种学校发展到140余所，有教职员304人， 学生7913人，全年教育经费计90，960元。
    
　　中等教育方面，民国年间，随县 开办有教会中学 、私立中学和公立中学。1916年，基督教循道会在县城福音堂辅仁学校开办初中部，称“辅仁中学”，招生3个班，学制4年。开设国文、英文、数学、格致、历史、地理、体育、音乐 、美术、圣经等课程。该校开办10年后，于1925年停办。其后，中华基督教循道会又借辅仁中学旧址开办博文中学第二分部，后改名为“粹文中学”，定学制为3年，招生3个班， 按照有关规定，开设公民、国文、英文、数学、童子军等课程。
    
　　公私立中学方面，1925年 ，随县县立初级中学兴办，招生2个班百余人，开设国文、英文、数学、格致、历史、地理 、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程，嗣因经费短缺解散。1934年8月，何成浚倡办“私立烈山中学”动员县内及武汉等地热心士绅、棉商捐资兴学。何自任董事长，聘请刘亚平为代理校长。按照低学费、高效率的原则，先借县立初级中学旧址，招生两个班100人，继于县城关帝 庙兴建新校舍。招生增至7个班。该校学制定为3年，课程与粹文中学基本相同，惟因高薪聘 请 到一批有名望、有学识的教师，教学质量尚有保证，第一届毕业生的升学率很高，颇有影响 。1938年武汉陷落，日军侵入随境，粹文中学迁至均川，旋至解散。烈山中学迁至环潭，后 改为公办，定名为“随县县立初级中学”，附设简易师范班，1943年改名为随县县立第一中学。
    
　　其它学校方面，还有1931年随县普爱医院附设的高级护士学校。该校由医院总护士负责教学、行政事宜，学制3年，课程包括护理、药物、生理解剖、英语、临床等。教学由医 院 医生兼任，实行半工半读，见习时，高班生带低班生。
    
　　由于新式教育的逐渐普及和发展， 随县学子外出深造者明显增多，仅在清末民初出国留学的即有57人。其中留学日本的有40人 ，其它则分别前往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及菲律宾等国家学习，在学成归国的人 中不乏佼佼者。如张伯烈，随县草店人，1905年留学日本攻读法律，在东京创办湖北地方自 治研究会，出版刊物，宣传地方自治和民主思想。1907年回国，任职于粤汉川铁路公司。年 余再赴日本学习法政。1909年被推为湖北留日学生代表，回到汉口进行维护路权斗争，并晋 京请愿，迫使清政府同意成立湖北商办铁路公司。1901年学成回国，任河南提学使，创办开 封女子学堂，后南下参加辛亥武昌起义。1912年当选为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曾力阻以汉冶 萍公司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913年4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成立，张当选为众议 员。1915年袁世凯称帝，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张劝黎不要接受，以示反对。1922年担任众 议院副议长。1923年曾助曹锟贿选总统，曹倒台后，张复隐退，曾寓居庐山，后到天津当律 师。1931年，清废帝溥仪的撌珏鷶文秀，向天津地方法院提出与溥仪离婚，聘请张代为诉 讼并出庭辩护，名噪一时。晚年定居北京，著有《商办湖北铁路意见书》、《假定中国宪法 》等。 

第六节 抗日战争前后的随县

　　1937-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 造成了一场空前浩劫。日寇的野蛮侵略，打断了中国社会缓慢发展的历史进程，造成社会生 产力 的极大破坏。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民忍受了种种难以想象的艰辛，毁家抒难，奋起抗争，终于迎来了八年抗战的最后胜利。在这场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中，随县人民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一、随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随县中小学校的进步师生就举行过爱国罢课活动，并在广大城乡青年中进行了抗日宣传。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随县城乡更出现呼吁抗战的热潮。西安事变发生后，县城及淅河、厉山、安居、均川、环潭等地相继举行了群众集会。烈山中学师生还走上街头，宣传“枪口一致对外，挽救民族危机”的主张。爱国师生的行动，得到随县各阶层群众的热情支持，大批城镇居民、工人和农民配合爱国师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抵制“仇货”运动，清查出来的日货全部被销毁。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进攻。随后，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的 主张，重申中共承认国民政府、改编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等四项保证。经过艰苦的谈判斗争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8月颁布了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的命令。9月，国民党中央 通讯社相继发表了中共中央的《宣言》，以及蒋介石关于承认共产党抗日地位的讲话，标志着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

　　内战停止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鄂中特 区委员会派员前来随县恢复组织。1938年8月建立中共随县委员会，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及进 步组织，输送青年参加抗战，同时，利用随县常备五中队的统战关系，以及环潭青年战时服 务队及摽拐綌剧团，创办了进步刊物《天天看》，并组织救亡募捐和慰问。

　　同年9月下 旬，湖北省合作人员训练班从应城县汤池迁至随县均川贺氏祠，改称汤池临时学校，中共鄂中区委负责人陶铸与湖北省建设厅原任厅长李范一共同主持校务。该校广为招收学员，学习政治军事知识，结业后分配至京山、钟祥、随县等地，积极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开展敌后 抗日游击斗争。同年11月，中共鄂中区委员会在随县长岗店成立。经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谈判，达成了联合开办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和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协议。11月17日，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在随县均川成立，石毓灵任主任，李范一任副主任，共产党员许子威任秘书主任，陶铸任特别顾问。下设政治指挥部和游击总指挥部，许多共产党员在其中担任重要工作。

二、日寇在随县的暴行

　　日本军国主义是近 代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日军即沿长江、汉水和平汉铁路、汉宜公路、襄花公路等主要交通线，进行“追击作战”。10月26日，日军第三师团7000余人从应山、广水一线，越过襄花及应随公路向随县进犯。日军攻战淅河镇后，在望城岗一带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快速疾进的势头受到扼制。在其后的6个月中，五战区部队同日军形成对峙局面。到1939年5月，日军集结10余万兵力，先后发动二次随枣会战，中日双方军队在大洪山一带展开空前激战，死伤惨重。由于日军在装备上占有优势，随县县城不久被攻陷。日军随后以淅河为中心据点，筑碉堡，设据点，以极残暴的手段大肆烧杀抢掠，仅淅河、县城、安居等地就发生惨案30余起，沦陷区人民终日生活在血雨腥风之中：

(一)集体屠杀，惨案迭告

　　在日寇的铁蹄下，沦陷区人民的生命安全丝毫没有保障，经常成为日军滥施淫威的对象。为了报复沦陷区人民的反抗行动，日军频频发动围剿和清乡，逐村烧杀，草菅人命。1939年6月4日，日军为报复一名索要“花姑娘”的日本士兵被当地村民打死，出动滚 山、淅河、马鞍山三个据点的兵力，前往金屯一带进行撉逑鐢报复。日军在范家湾抓住17 名摽梢煞笖，带到敖家岗全部用机枪射杀。又到王家窝子抓走农民24人，绑至王家口集体 枪杀。同时还抓走13名抗日战士，割去鼻子、耳朵，其中5人被军犬活活咬死，7人被钉 在板凳上，折磨至死。

(二)烧房拆屋，毁家灭户

　　为了维持沦陷区内的法西斯统治，日军 在攻占淅河、县城前后，对公路沿线附近的乡村多次发动清剿，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撊庹邤，使大批村庄变为废墟。1938年11月8日拂晓，淅河据点的日军倾巢出动 ，将费家屯团团围住，把全村男女老少集中在村头稻场后，便四处放火，全村顿时一片火海。日军又用大刀将陈世春、陈万林等20余人当场杀死。1939年4月，27架日本飞机突然飞到随县城关上空疯狂轰炸，县城内一片火海。日本飞机此次共投下炸弹、燃烧弹150余枚，炸死 炸伤800余名平民。县城闹市区的房屋无一完整。同年5月，日军突然包围万店梁家湾，一次屠杀逃难的百姓300余人。日军随后又窜至江头店，将沿街600余间民房放火焚烧。

(三)暴力抢劫，强征民夫

　　在日本法西斯的野蛮统治下，随县沦陷区广大人民的生活十分凄惨。农产品正常的生产、运销渠道被完全破坏，自由贸易被横加取缔，代之以最为原始的暴力抢劫。日军每进犯一地前，先施以狂轰滥炸，占领后，即进行疯狂的抢劫。抢商店、抢农户、抢过往行人、抢耕牛畜禽，稍有反抗，即遭杀害。1938年11月日军占领淅河后，马上拼凑起淅河维持总会，继又成立了县城和马鞍山两个维持总会，以及余家畈、魏家畈等10余处分会。日本占领军利用这些机构逼粮、催款、拉夫、抓“花姑娘”，并乘机向百姓勒索，横征暴敛，许多农户因此而倾家荡产，不得不流离失所。1939年5月，为修建滚山据点。日军强抓附近的村民上山当苦力 。在刺刀的逼迫下，大批农民不得不为日军修工事，筑碉堡，建营房，滚山周围方圆10余公里的树木皆被砍光。
　
　　在日本法西斯的疯狂掠夺和肆意摧残下，随县沦陷区社会经济蒙受空前的浩劫。农业生产低落，农作物产量锐减，主要农作物的总产和单产，均明显低于抗日战争前的水平。


　　三、随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随着正面战场军事上的节节失利，湖北境内的鄂东、鄂南、鄂中各县相继失陷。沦陷区人民不堪忍受日伪的暴行，自发地反抗斗争此伏彼起。湖北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顺应形势，站在全民族抗战的前列，积极领导各阶层人民群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为了制定新形势下党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在武汉失守后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发展中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并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原局。1939年2月，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大队及随行干部160余人，从河南竹沟前往随县长岗店，与鄂中党组织负责人陶铸、杨学诚等会晤。6月，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养马畈召开扩大会议，将鄂中、豫南党 组织领导下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不久又改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支 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委。1939年10月4日，李先念率部从京山开进随南洛阳店、柳林店、古城畈一带，司令部进驻九口堰(孙家大湾)。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决定撤销鄂豫皖、豫皖、鄂中三个区党委，成立中共鄂豫边区党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陈少敏(任副书记)、李先念、陶铸、刘子厚、任质彬、杨学诚、夏忠武等11人组成。改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李先念为司令员，朱理治任政委，刘绍卿为参谋长，任质彬任政治部主任。挺进纵队一、二、五、八团在洛阳店、围山、方家冲、孔家湾一带，发动青壮年参军，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地方开明士绅参加抗战工作，为创建随南抗日根据地准备了条件。

　　194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发动白兆山战役，经过激烈战斗，歼灭了盘踞在随南洛阳店一带的顽军杨弼卿部，基本控制了随南地区。随南白兆山抗日根据地宣告创立，并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鄂豫边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鄂豫挺进纵队司令部及其所属各机关，相继迁至九口堰一带。同年8月，鄂豫边区党委及鄂豫纵队司令部在洛阳店彭家畈联合召开军政干部大会，讨论边区的形势、斗争方针、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等问题，并决定成立鄂豫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改部队建制团、大队、中队、分队为团、营、连、排。

　　1941年初，为打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保卫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鄂豫挺进纵队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刘庄自卫战，歼灭国民党顽军500余人。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随南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抗日武装不断得到加强。同年2月18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任命李先念为师长兼政委，立即着手进行部队的整编工作。4月5日，李先念率全军将士在九口堰通电就职，并举行了隆重的建军典礼。

　　新四军五师的成立，标志着鄂豫边区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随南抗日根据地的进一步巩 固和发展，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粉碎日寇对九口堰根据地的“春季扫荡”和“秋季扫荡”，重创日寇嚣张气焰的同时，中共随南工作委员会和随南行政委员会相继成立。鄂豫边区第二次军政大会决定将随南划为边区直属县。同年5月，中共随南县委和随南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彭仲远为首任县委书记，张时超任县长。

　　为了保障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支持长期抗战，随南抗日民主政权在与日伪进行殊死的军事斗争的同时，仍十分重视进行经济建设，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地方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1940?941年，鄂豫边区创建甫定，便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旱灾，粮食严重歉收。在日伪的经济封锁下，新四军五师司令部和直属机关所在的随南白兆山地区，军民生活均发生严重困难。为此，鄂豫边区党委和随南县政府发动领导了军民大生产运动。

　　1941年7月，随南县政府在洛阳店小学召开“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克服困难，争取抗战胜利”大会。随枣地委、京北工委、随南驻军政，以及县区乡主要干部、各抗日爱国团体、地方开明士绅、旧军政人员的代表100余人参加了大会 。鄂豫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代表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号召根据地军民迅速掀起大生产运动，和衷共济，帮助边区政府战胜困难。根据大会的有关决定，随南根据地的军民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广大群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广开生产自救的门路：烧木 炭、烧石灰、狩猎、捕鱼、砍扁担、编竹器、织荆条筐、采集各种山货、制铁器、编草鞋、纺纱织布、做豆腐。随南驻军、机关、学校则积极开荒生产，开源节流。

　　鄂豫边区各县大多山水相间，丘陵居多。以往因人事未尽，水利失修，造成山乡丰收则水乡被淹，水乡丰收则山乡干旱，甚至出现山乡天旱，而水乡因河水倒灌，山水两乡同时被灾的局面。随县有堰，赤地千里；偶有山洪，一片汪洋，千村屋毁，百户人亡。为了提高战胜旱涝灾害的能力，提高农业产量，边区政府把水利建设作为战胜自然灾害的主要手段，要求各地广泛开展“千塘百坝”运动，领导农民挖塘修堤筑坝。随南县政府召开动员大会，发出“有田出米，无田出力，以工代赈，救灾恤邻，兴修水利，消灭旱情”的号召。继又成立了“随南县抗日民主 政府兴修水利指挥部”。

　　县政府还组织力量进行了登记田亩、整顿田赋和实行减租减息的工作。在农业生产热潮逐步 兴起的形势下，随南县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和统制金融市场，成立了摱踉ケ咔ㄉ枰袛，发行边币100万元。该行还在洛阳店、九口堰、古城畈等地通过发放贷款，建立消费合作社和军人服务社，以便于内部的物资交流，特别是保证食盐的供应。随南县各区乡还创办了运销供给公用合作联社，其营业范围包括：收购运销粮食及工业原料；销售生活必需品及文化用品；经营耕牛站、榨油坊、轧花、碾米坊及生产各种农业、工业用具；代理边区银行对生产事业进行小本借贷及边币兑换。各区乡还大力发展工商业，奖励私人投资，经营有利于军需民生的各种行业，同时普遍抵制摮鸹鯏，统制粮食、耕牛，坚决执行边区政府统制 出口贸易的政策。根据边区政府和随南县关于《普遍发展合作事业，改善人民生活案》、《整理接收各县贸易统制局，以期统一税制，加强对敌经济封锁案》、《反对敌人经济封锁，实行粮食统制案》等有关决议的精神，根据地各区乡还针对敌伪的经济封锁，开展了反封锁斗争。

　　有鉴于边区境界与敌伪势力犬牙交错，单纯的禁运政策不易收到应有的效果，“甚至发生许多流弊”，边区政府1942年3月，决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将对外采取物资禁运 政策，改为限制物资出口和按税率合理征收关税的政策。随南县积极组织土特产出口，购买 急需物品，禁止非必需品入口，做到物物交换，以物易物。同时，按照边区政府的有关政策 ，采用减免税收的办法，鼓励生产、生活必需品入口。为了稳定边区物价，根据地各级政府 还与日伪展开了一场“货币战”，通过掌握边区内外市场货币比值的变化，将各种货币贬值 对边区经济贸易的影响，减低到最小的程度。

　　上述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巩固抗日 根据地民主政权，繁荣鄂豫边区经济，稳定根据地的金融和物价，都产生了明显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经过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奋斗，鄂豫边区的农业生产基本得到恢复，从而为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通过上述有关政策措施的实施，使边区财政贸易走上了由分散到统一，由自流到管理的战时经济的轨道。

　　1942年春，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对随南根据地的大举进攻，形势异常严峻，鄂豫边区党委和随枣地委相继下达了撤离白兆山根据地的指示。同年6月以后，新四军五师主力部队和鄂豫边区党政机关，陆续撤往鄂东的大悟山、小悟山。随南县委则奉命改为中共随南前线委员会，随南县政府改为随南行政委员会。为了坚持反围剿斗争，随南游击支队改编为随南独立团，同时通过组织武装工作队，开展保卫根据地的斗争。

　　1943年1月，鄂豫边区党委在大悟山蒋家楼子召开扩大会议。会议 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总结了边区1942年的工作经验，讨论了1943年边区所面临的斗争任务。 会议确定了进一步贯彻“一切服从战争”的最高原则，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为战略反攻准备 条件的工作方针。根据会议的精神，新四军五师在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下，击溃了进攻信南 的国民党顽军，使信南、随北地区的局势得以逐步稳定下来，随即正式建立了信随桐抗日根 据 地。不久，根据地军民又将四望山抗日根据地逐步扩大到应随边地区，成立了中共应随县委 和应随抗日民主政府。1944-945年期间，随南和信应随地方武装，成功地进行了“反扫荡”，“反抢粮”1945年2月，日军驻淅河部队副司令官鹿田台太郎，被肖店农民自卫队击毙。


　　四、随县国统区人民的反压迫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地处战区前沿，军事行动频繁，随县国统区农民承担着繁重的夫役兵差和田赋公粮，为坚持长期抗战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尽管国民党政府为了保证战时的军需民用，曾采取过一些发展粮食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的措施，但因农村中封建剥削关系依然存在，以及战事连绵，天灾不断，农民的生活仍异常艰难。由于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对于农村的剥削不断加重，随县国统区农村经济日益陷于艰难的困境之中，终至酿成1944年的随北黄学武装暴动，成为轰动全国、引起各方关注的重大事件。

　　黄学会是豫南随北一带的民间会社组织。随北人民素有通过“黄学”等民间会社 ，组织群众反抗压迫的传统。早在1927年冬，随北“黄学”曾举行过武装暴动，击溃反动的“团防”武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黄学会首领王川从河南唐河来到随北，重建“黄学”，开办香堂，广招会众。男性会众入“乾堂”，女性会众入“坤堂”。凡会众皆头裹黄巾， 腰系黄带，手持刀矛，“扶乩”、“跳神”，苦练硬功。他们的口号是：“杀尽日本鬼，还我好山河！”“要想拯救国难，只有跟着黄学干!”在王川、徐永轩等人的带动领导下，该会首先在塔尔河、万家店、高城、草店一带发动会众，相继组成12个大队，号称有会众3万余人， 曾参加了望城岗、擂鼓墩等地的抗日作战。

　　1944年春夏之交，随北久旱无雨，河流枯竭，禾苗干死，灾情异常严重。国民党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下令摊派的苛捐杂税却依然如故。军粮一粒不减，夫役一天不免。县内大户有粮不缴，穷苦小民则无粮可纳。尽管地方政府多方严厉催收，但仍难于完成。总指挥部派出士兵，协同各乡、保挨户强征，很多农户连口粮也被搜掠一空。与此同时，地方豪绅却同军粮机关相勾结，高价偷卖军粮，从中牟取暴利。各级贪官污吏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心中久已压抑的反抗怒火终于迸发出来。黄学会提出了新的抗暴口号：“八月中秋来，遍地黄花开”“要想自己活，必反指挥部!”“叫你反来你就反，民国只有三十三(年)，真龙天子出在湖北地，开国大将就在鄂豫边!”同年6月7日，万和店、车店、沙河店、青苔一带的摶蒲组织，统一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造反义勇军”以大队为单位举行竖旗仪式，积极做暴动准备。7月3日，五战区鄂豫边区游击总指挥何章海得到黄学会将举行暴动的消息，惊慌之余，一面下令解散黄学会各香堂，强行驱散入堂练功的会众；一面电请五战区派援军支援。7月15日，军队士兵捣毁了江头店、童家畈两个“黄学”大队部，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黄学”武装决定提前举行暴动。

　　7月17日凌晨，“黄学”武装6000余人，分三路包围了位于戴家湾的五战区鄂豫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何章海下令放空枪恫吓“黄学”会众，但“黄学”会众不顾生死，一拥而上，活捉 总指挥何章海等50余人，杀死参谋长陈光军等20余人。“黄学”武装乘胜扩大战果，到7月 下旬，已基本控制随北，会众增加到10万余人。随北“黄学”暴动震惊了国民党中央政府 。蒋介石下令五战区派军队清剿。3个师的正规军分成几路，包围了天河口地区，大肆捕杀“黄学”会众。除少部分会众突破重围、参加新四军外，“黄学”暴动最终被镇压了下去。

　　随北“黄学”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打乱了国民党顽军在桐柏山区破坏抗战、积极反共的部署，使其在政治、军事上陷于被动的地位，对新四军五师后来收复随南白兆山根据地和扩大随北抗日根据地，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抗日战争结束前，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活动范围已达到县城及厉山附近，并建立了信应随县抗日民主政府，信随桐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辖区也得到迅速扩展。


　　五、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5年8月，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而告结束。但是，等待国统区人民的并不是和平与安宁，内战的枪炮声很快打破了抗战胜利后短暂的平静，残破不堪的随县社会经济再受重创。伴随着国统区通货恶性膨胀，农村经济持续衰退，凋敝异常。与此相对照，由于正确执行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桐柏、江汉解放区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为其后向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抗战胜利后，一直在鄂豫边区坚持抗战的新四军第五师，于 1945年10月与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嵩岳部队合编为中原解放军，随即发动桐柏山自卫反击战役，收复了大片土地，随县境内建立了8个县级委员会。1946年6月，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调集重兵进攻中原解放区。为了保存实力，争取主动，中原野战军奉命突围，向京汉铁路以西转移。随县党组织留下党员40余人组成2个工作委员会，坚持武装斗争。同年8月末，中原解放军开辟了豫鄂陕和鄂西北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战略反攻，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先后解放了大别山南北和长江沿岸的大片地区。到1947年底，相继建立鄂豫、桐柏、江汉3个军区，所辖范围包括随县、枣阳、应城、云梦等20余县。中共江汉一地委先后在随县境内建立了随南、洪山、随枣3个县委、县民主政府和指挥部，襄花公路以南成为江汉解放区的腹地。根据中共中央撐逅闹甘緮和1941年《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有关精神，解放区各县在推进基层政权建设的同时，开展了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为安定民生，发展生产，解决军需以及后来举行的全面土改创造了条件。

　　1948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为巩固大洪山根据地，配合中共江汉地委开辟地 方工作，决定切断汉襄交通咽喉，解放随县县城。此时，城内驻有湖北省保安第四总队守军 3000余人。内城为青砖建筑，四门以沙包堆堵，外城系夯土而成，掘有环城战壕。1月7日下 午，江汉军区独立团发动总攻，经过2小时巷战，歼灭国民党守军1800余人。随县攻坚战的 胜利使江汉解放区与桐柏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为进一步巩固基本区和发展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5月，国民党军队对江汉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撋ǖ磾。江汉军区为在运 动中消灭敌人，主动跳出大洪山地区，随县县城两得两失。12月17日，解放区军民在成功粉 碎国民党军队第五次撋ǖ磾后，第三次解放了随县城，随即投入了巩固解放区和全民性的 支前工作之中。

　　随县地处鄂豫两省六县交界之区，重峦叠嶂，林木茂密，历来匪患严重。 1946年内战开始后，各地土匪进一步泛滥起来，县内土匪达万人之众，势力较大的有七八 十股。这些土匪断绝交通，伤害无辜，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极大地扰乱了社会秩序，对新 生的人民政权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为此，桐柏、江汉解放区在配合主力部队进行反撋ǖ磾 ，并重点开展打击土匪武装、保卫人民政权斗争的基础上，开始了剿匪工作的第三阶段。其 主要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以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策略，清剿残匪，迎接大军南 下。随阳县召集原国民党政权的保甲长开会，进行政策、形势教育，动员他们协助民主政府 瓦解土匪。随北县军民则携手清剿，把基本群众组织起来，配合部队搜山，在几个月内便活 捉了一批匪首。

　　在此之前，1944年3月，随县地方的反动势力，与信阳国民党武装相勾结 ，纠合摵?学敗黄学敾岬烂抛橹?万余众，曾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这场暴乱持续20余天， 蔓 延百余里，杀害解放军指战员350余人、地方干部36人。在桐柏、江汉军区和随北地方武装 的联合进攻下，终于将暴乱平息。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随县解放区的剿匪斗争成绩显著。洪山、随南、随北三县，分别受到江汉军区和桐柏军区的表彰。

　　1948年9月开 始的辽沈战役，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随后，淮海、平津战役的巨大胜利，使东北、华北、华东、中原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向长江沿线推进。作为大军南下的重要后方基地，支援前线作战成为江汉、桐柏解放区的中心工作。为了服务这一中心工作，随南解放区的洪山、随南、随枣、应随等县停止一切修建项目，冻结与支前无关的经费开支，集中人力物力为迎接大军南下做好准备；同时多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级政府层层落实，做到要粮给粮，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担架给担架，组织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各地都建立了粮店、茶水站，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医疗队，全力以赴支援大军南下。

　　为了统一和协调支前工作，1949年1月后，江汉区第一地委、专署、军分区相应改为 洪山地委、专署、军分区，相继撤销随阳县、信随县和桐柏解放区建制，将随北县划归洪山 地委领导。3月18日，洪山专署和军分区联合成立战勤指挥部，并在所辖各县、区成立战勤 指挥部和兵站，以确保支前工作的顺利完成。

　　洪山分区战勤指挥部成立后，向所属各县分 派了运输支前大米的任务，其中随南县250万至300万斤，洪山县200万斤，随枣县300万斤。此外，还要求各区于3月底前准备20万斤大米，集中在沿途重要集镇，每户准备150至200斤烧柴，供应过路的部队。到4月中旬，随南县已完成支前粮食400万斤，柴草384万斤，田赋500万元，军鞋1700双，担架1460副，均超过上级下达的指标。四五月间，南下的解放大军源源通过随县，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各区乡群众在沿途设立茶水站、服务站，为解放军烧茶做饭、送军鞋，精心照顾伤病员，为他们洗衣、换药、做饭，使干部战士深受感动。

　　为了配合大军南下，随县人民还踊跃参加支前队，在区乡干部的带领下，远距离运送 军粮物资。仅据随北、随南两县的不完全统计，两县在支前工作中先后出动民工68.5万人次 ，担架3万余副，运转军粮1640万斤，做军鞋1.5万双，送慰问品1.35万件，组织木船87只，牲畜3.9万匹，运送兵员2421人。随北县吴山区一次组织民工1800余人，日夜兼程将150万斤粮食运送到县城，然后装船抢运武汉。厉山镇为抢运军粮，组织200名民工，持续送粮两个月。

　　随县人民的支前工作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的渡江作战，为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 利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以实际行动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