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自炎帝神农将其诞生地和早年活动区域称作“随”以来，这里就一直叫“随”，如同世界上最著名的罗马、雅典一样历史悠久和意义深远。
    史载，周武王大封同姓四十人时，随始建国，国君为侯，姬姓。但《路史·国名纪甲》上说：“随侯，炎裔”，是为“姜姓”；又在《元和姓纂》中对“随”姓注释为：“炎帝裔，随侯之后”。这就证明，早在夏、商之时，就有一个姜姓随国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改为随县，属南阳郡管辖。魏晋时期升为随郡，晋武帝封宗室司马迈为随郡王。南北朝时，西魏杨忠控制随郡后，又将其升格为中央制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州，随州自此产生。北周明帝封杨忠为随国公，杨坚袭爵后又封随王。后杨坚废北周静帝，自立为皇帝，即以“随”为国号，因忌“随”有“辶”走之意，不吉利，便去“辶”为隋。从随州发迹的隋文帝在政治上十分偏爱随州。虽在行政体制上采取“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但随州的管辖地盘却在扩大，领随、土山、安贵、顺义、光化、平林、上明、唐城等8县。这是随州历史上最为“疆界旷远”之时，居民竟达到47，193户，较之盛唐天宝元年的22，750户翻番还有余。此后“为郡、为州、为县，建置不一，而随之名历久未易”。
    为什么“随之名历久未易”?而我们的家园又何以称随?这对随州人实在是太重要了。就像一个人，一辈子都在琢磨父母给自己起的名，思考着怎样做才真正不枉费父母的一片心!
    “随”来源于《易》。其实整个中国，甚至包括日、朝、韩和东南亚各国的传统文化之根都源于《易》。随州所特别的是，创造《连山易》的炎帝神农诞生于随州厉山，“故又以列山、厉山为氏。以八卦为连山易，故亦曰连山氏”(《通志·三皇纪》)。《易经·系辞传》上说，伏羲始作八卦，神农氏将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而成《连山易》，黄帝再发展为《归藏易》，周文王最终定格为《周易》。“随”在六十四卦中排序为十七，卦画为  。在仓颉造字前的远古时代，也就是说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字之前，随的符号即是  。
    创造《连山易》的炎帝神农，为什么把家乡取名为随?卦辞上说：“随：元、亨、利、贞，无咎。”意思是指，随，具有根元的、亨通的、利益的、贞正的德性，做任何事都是没有灾咎的。此卦为大吉。随(  )的卦义有随顺、随和、随众、追随等，但其核心精义正如其彖辞中所言：“天下随时”，即天下万事万物，都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所以“随时之义大矣哉。”在当代人的语境中，所谓“抓住机遇”、“与时俱进”，只不过是“天下随时”的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一种新提法而已。“天下随时”的重心，“在于教人明白顺时而动的道理，但更须要明白顺时而止的作用。……知动而动，知止而止，动便得元、亨、利、贞而无咎的妙用，止便得大、亨、贞而无咎的晏息。”这便是对“随  ”的辩证认识，其精义之深邃正在于此。
    而“随  ”的经济文化特征却是商业性的。《系辞传》中说：“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意思是驯服牛马，拖载重物，致达远方，以沟通有无，便利世人，这些作为，都取随卦之义。所以在当时神农的居住地厉山，我们的先祖们“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由此可见，炎帝时期，“随”地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已经确立。但随着始祖生活的西移，也就是说，随着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发生了转移。相对讲，随州便逐渐偏远，慢慢滑向了经济、文化、政治的边缘。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事实。
    然而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看，随州基本上跟上了历史前进的步伐，有时甚至有超前现象。在远古，炎帝神农在随州“创耕耘、植五谷”，最早进入了农耕文明时代。一进入奴隶社会，随州就成了诸侯国。而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随州则走在了最前面，出现了像季梁这样的大政治家。在进入封建社会后，最强大的隋唐帝国的开国皇帝们，是从随州发祥并走上历史舞台的，随州无疑起到了他们的政治跳板的作用。随州也出自己的大人物，元末明玉珍带领的农民起义军，左冲右突，节节胜利，逐步发展壮大，最后在重庆建立了大夏国。这里我们无意于谈帝王文化，只是考虑到，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阶级利益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当时文化的集中代表——主流文化，这是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可是，这些发达了的帝王们，在享尽了皇袍加身的荣耀后，却忘掉了儿时取暖的旧襁褓，根本没想把随州上升为京都，随州也就始终停留在州县这一级地位上，因而随州文化总是带着浓郁的土气，在方圆百十里土地上飘香，却难以跻身华夏高雅文化的大堂。尽管号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编钟在随州出土，却因私心的曾侯乙隐藏在冥府里独自享用了2000多年，而减去无限光彩；现在重见天日，又被擦拭光亮后陈设于异地而大放异彩，留下一个积水的墓坑却自掏腰包搞脱水治疗，好歹也算个急救措施，然而彻底恢复是需要时间的。但我们毕竟有了费孝通老先生所说的那种“文化自觉”，并尽力去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文化自救和借鉴学习别人的好东西。随州人已经清醒了。
    然而人们对“天下随时”的精神迷失并未完全找回来，甚至有时曲解了“随”的本质含义。什么“随县随县，随随便便，不是停水就是停电”；“随州随州，不是补路就是挖沟”。当然这种调侃嬉戏也有某种针对性，可是大家说完笑完也就忘完，没谁去作深层次的思考和真正的行动。“建设随州，振兴随州”，是我们每一个随州人的事情。即使那些突破随州地域，走向全国和世界各地的随之骄子，他们久居在外，尽管乡音已改，乡俗已忘，加之见多识广，渐渐便养出了高贵气、儒雅气、潇洒气，家乡的土气也便慢慢地剥脱了。但他们的乡情依旧，乡思悠长，总在梦中不断闪现着家乡的面貌。当代古文学理论家、随籍学者顾学颉先生，一生致力于校点古典文学理论名著《随园诗话》。此书是清朝诗人袁枚的作品。袁枚退职后，为图清静，购买了南京小仓山处的一座废园。此园“旧为康熙间织造隋公之园，故仍其姓，易‘隋’为‘随’，取‘随时之义大矣哉’之意。”他与随州无任何瓜葛，选取随园为居所，纯属对《易·随》中“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一种哲学理念的追寻。而顾学颉先生偏爱此书，一生几校其稿，除了他作理论研究外，更是对“随园”的一片痴情。随园，当然是自己的故园，表明一个游子的思乡之情；同时又有“随缘”之义，人生随缘而居，随遇而安，保持着一种顺乎自然的良好心态。但他一生关心着随州的文化发展，尽力去做着他所能做的一切。
    长期生长在随州的乡亲们，虽心里也爱着随州，只是屁股总不挪窝，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老一套，那爱的火焰就极少找到喷发点，故而常常表现得过于温和、木讷，甚至在忙于生计时，竟会显现出一片冷淡来。如同长期呆在妈妈身边，走进走出却视而不见，闯着膀子了也不肯叫一声妈妈的那种德行。但无论我们何时何地处于何种心态，一旦被触动灵魂，那爱之力就如同涢水涨潮，势不可挡。
    而今，中国正处在文化复兴时期，随州人也找回了那“天下随时”的精神理念。然而“天下随时”的前进队伍不允许有人混日子，竞争使得人人随时都有可能被淘汰出局的危险。所以我们在领会“天下随时”的文化精髓时，重点是“随时而动”。但这种“动”，一定要动得有智慧，动得有效益，动得能成为富户、强市，动得让小康早一点来到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