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梁是春秋初期汉阳诸姬之首随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他不仅对随楚关系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成为开儒家学说先河的重要学者之一，尤其是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更是闪射出穿越时空的光束。
      季梁，随国都（今随州市西北）人，生卒年不详。文献中最后一次记载他的活动是在《左传 · 桓公八年》，时值公元前704年。根据此时他已久居高位，且此后文献无载来看，当时他已届暮年，而且不久便寿终正寝。假定他此时尚属青年或壮年，以他的地位和名声，想必不会从文献记载中遽然消失。由此看来，季梁应该出生于春秋初年。 
      季梁，季为其氏，梁为其名。季氏，《元和姓纂》以为系陆终氏之子季连之后，《古今姓氏书辨证》以为系鲁桓公子季友之后，《通志·氏族略》则二说并存。若联系有关文献分析，这两种说法都不可靠。按理说，陆终氏之子季连之后应为季连氏而非季氏，《万姓统谱》即谓季连氏源于“鬼方氏陆终第六子季连，因氏焉”。其实，《元和姓纂》在言及季连氏时也以为其系“陆终子季连后”，说明该书作者对季氏的来源游离不定。说季氏系鲁桓公子季友之后，也难自圆。因为据《左传·桓公八年》记载，早在鲁桓公初年，已有年届暮年的季梁其人，足证季氏起源早于鲁桓公之子季友，再说，文献已明协季友之后为季孙氏，为三桓之一。也有学者以为季氏源于周之季历，也欠妥。《史记·周本纪》记：“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虞仲即仲雍，《史记 · 吴太伯世家》说：“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司马贞《索隐》说：“伯、仲、季是兄弟次第之字。”说明季为周太王三子中排行最末者，并非姓氏。那么，季氏源于何人呢？据《世本》记载分析，季氏可能源于周之八士之一的季随，出土文物也表明季氏确系周族后裔，而季梁也很可能是季随的后代。如允许作进一步推论，季随或许为始封于随者，故以随名国亦未可知。 
      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季梁，少年时代即受过良好的教育，他那渊博的学识和精深的思想，表明他学习的勤奋。约公元前8世纪中叶，他开始登上随国的政治舞台，辅佐随君治理国政。尽管文献并未记载人担任何职，但从随君对他非同寻常倚重和楚国对他的畏惧来看，很可能高居相位，与楚国的令尹相当。他在辅助随君治理随国期间，，励精图治，内修国政，外结睦邻，政绩显赫，被后人誉为“神农之后，随之大贤”。死后葬于今随州市东郊义地岗，建有墓祠，为后世所敬重。今随州市郊有季梁洞。1979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义地岗氏祠清理了掘出春秋时期的墓葬，其中出土的两件戈皆有铭文：其一为“周王孙季怡孔臧元武元用戈”；其二为“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二戈铭文皆有“季怡”二字，当属之名。据有关专家鉴定，此二戈时代为春秋中期。而季梁生活在春秋早期，早于此戈时代，说明季怡极有可能系季怡梁后裔，也正因为如此，他死后才能葬于季氏墓地。而从季怡曾任随大工尹一职分析，季氏家族在随国政坛曾长期居要职。
      季梁的哲学思想资料，仅见于《左传 · 桓公六年》所载季梁与随侯关于民神关系的一段对话。针对随侯重神轻民的思想，季梁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这里，“民为神主”的思想，是季梁哲学思想的精髓。 
      我国进入夏商奴隶社会以后，就逐步出现以上帝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天命神权论，并成为夏商奴隶主阶级的世界观。周人从商人手中夺取政权的同时，把天命神权的世界观也接受了过来，把上帝作为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当时的意识形态，无不由天命神权思想所派生，或与其紧密结合在一起。当时的政治，就是天命神权政治。直至春秋初期，整个社会依然笼罩于浓郁的神论气氛之中。然而，身为随国大夫的季梁却勇敢地冲破神论的氛围，把“神为民主”的传统观念颠倒过来，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夫民，神之主也”的哲学观点。这里的“主”，当为“主宰”之意。民主宰神的思想是对我国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天命神权思想的大胆否定，为起于青萍之末的无神论思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我国哲学史和无神论发展史上都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民为神主”的观点，是对西周以来出现的怨天尤人思想的重大发展。在西周初年，少数比较能正视现实的统治者，如武王、周公等本来对天命有所怀疑，但出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对这个神圣的光轮不能不给以修缮和涂抹。到厉幽时代，随着奴隶制的日益衰落，周天子的权威日渐式微。上帝，这个地上王权在天上的投影也日渐退逝它那神秘的光彩。于是，一股“怨天”、“咒神”的思想应运而起。这种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诗经》里。在《大雅 · 荡》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在《小雅 · 雨无正》中，作者诅咒提更凶：“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周。昊天疾威，弗虑弗图。”尽管西周末年人们对天命神权已开始产生怀疑，并敢于对上帝提出质问咒骂，但是人们在神面前还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虽然对神的地位表示不满，却未能动摇神权的主宰地位；他们已朦朦地意识到上帝并非人世吉凶祸福的裁决者，却没有认识到人的重要的作用。这正是一个需要圣哲的时代！和梁作为统治阶层中开明的思想家，踏在人们怨天咒神的浪尖，提出了“民为神主”的观点。他进一步解释道：民是主，神是从；如果民心背离，鬼神要降福也无能为力。所以统治者唯有“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才能“庶免于难”。 
      季梁提出民是神的主宰，尚未彻底否定神权的存在，神的幻影并未从他的观念中最终消失。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把他视为我国历史上无神论的先驱。首先，季梁虽然未能摆脱神学的羁绊，但他却将神从主宰地位降到被主宰的地位上；而在他之前，人们只是停留在对天的怨恨与咒骂上。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超过他之前所有讨论民神关系的人。而神权地位在他思想中的骤然坠落，无疑表明他对神权的漠视。其次，有神论的核心是突出天命神权，季梁则针锋相对地强调人的地位，这无异于要把神的地位从人事中排除。这正是区别有神论的重要标志之一，应属于无神论的范畴。 
      我们说季梁不愧为我国历史上无神论的先驱，还在于继他之后而出现的一些无神论者，尤其是战国时期一些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几乎无例外地受到他的启示，并且不同程度地受到他那凝聚着无神论因素的“民为神主”思想的润泽。 
      战国时著名兵家尉缭说：“苍苍之天，莫知其极；······ 求已者也。”尉缭强调人事要立于“求已”，而不求之于天，这种思想很可能是受到季梁“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思想的启发。 
      荀况是战国时期无神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无神论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是他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论述。他认为：民“最为天下贵也”。这显然是对季梁的“民为神主”思想的发挥。他还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这种肯定人是大自然主宰的思想，是对季梁的民为主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韩非是战国时期又一位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他指出人事的成败、兴亡等皆在于人为。他说：“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神。”这种富贵、贫贱、祸福皆决定于人事的思想，在季梁思想中不难找到原形。季梁认为，如果不以民为主宰，社会“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说韩非受到季梁无神论思想的影响是不为过分的。 
      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季梁的“民为神主”的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春秋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在一些发展国家里相继出现了，奴隶制逐渐地走向解体的道路。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不能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引走相应的变化。由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天命神权论，因此，封建生产关系的兴起必将引起神权的动摇。季梁作为统治阶级中的开明思想家，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才敢于对天命神权的主宰在位予以否定。 
      在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在大吞小、强凌弱的激烈的兼战争中，统治集团中的一些开明政治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民”的重要性，这也是季梁重民轻神思想赖以产生的重要条件。季梁正是站在前人建筑的桥梁和奠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为神主”这具一有朴素唯物论色彩的哲学的命题。
      《季梁谏追楚师》 
       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 
       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王毁军而纳少师。 
       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 
       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季梁谏追楚师》 
       译文： 
       楚武王侵犯随国，派大夫薳章求和，驻军在瑕地等候消息。随国人派一位少师主持和议。 
       斗伯比对楚王说：“我国在汉水以东不能得志，这种局面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扩充军队，装备武器，用武力压制小国，小国则由于害怕而联合起来图谋我们，所以难以离间他们。汉水以东的国家，随国最大，随国一骄傲，必定轻视周围的小国。小国脱离随国，符合楚国的利益。随国的少师很自大，请摆出老弱士卒给他看，以助长他的骄傲。”熊率且比说：“随国有季梁在，这个办法有什么用？”斗伯比说：“这是为以后着想，少师是会得到他们国君的宠信的。”楚王就撤去精锐军队和装备，而以老弱士卒接待少师。　 
       少师回去，请求追击楚军。随侯准备答应他。季梁拦阻随侯，说：“上天正授予天命给楚国，楚军做出的软弱姿态，大概是要引诱我们。君王急什么呢？下臣听说过小国能抵抗大国，是由于小国有道而大国邪恶。所谓道，就是对百姓忠心，对神灵诚信。在上面的人想到有利于百姓，这就是忠心；祝史用真实的言辞祝祷神灵，这就是诚信。现在百姓挨饿而君王满足私欲，祝史假报功德以祭告神灵，下臣不知道这样的小国怎能抵抗大国。”随侯说：“我祭祀用的牲畜都很肥壮，祭祀的谷物也都丰盛齐备，怎么不诚信？”季梁回答说：“百姓，是神的主人，因此圣明的君王先教养好百姓，然后尽力奉神。所以祭祀时奉献牲畜祝告说：‘又高大又肥壮’，是说百姓的财力普遍富有，饲养的牲畜高大肥壮，繁殖很快，不生疥癣之类的疾病，各类良种应有尽有。奉献谷物祝告说：‘谷物又洁净又丰富’，是说春、夏、秋三季都没有妨碍农事，百姓和睦，年成富饶。奉献甜酒祝告说：‘米又好，酒又香’，是说上上下下都有美好的品德，而无违背德行的念头。所谓芳香远闻，不单指祭品而言，也是指没有邪恶之心。所以要提倡致力三时，推行五教，亲近九族，以此来虔诚地祭祀宗庙鬼神。这样一来，百姓和睦，神灵也降福给他们，因此事情一做就能获得成功。现在百姓各存一心，鬼神也缺乏主人，君王虽然自己祭祀丰盛，又能有什么福分呢？君王姑且治理好政事，同时亲近同姓的兄弟国家，也许可以兔于患难。” 
       随侯害怕，就着手治理政事，楚国遂不敢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