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的一天，我来到随县新街镇黄寨村，遇到久别的同乡好友严大山。他告诉我这次是从深圳来武汉出差，顺便回到老家探亲。谈起他这些年的变化，严大山向我讲述了自己的“农民工”经历。

　　实现进城务工，能像城里人一样按月拿工资，对祖祖辈辈生长在农村，曾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严大山来说，是梦寐以求的愿望。在那个年月，1米来长的断钢轨挂在村头仓库檐下当钟敲，一日三催工，一年忙到头，地里活总是干不完。严大山说，那时人人头上有“紧箍咒”，“男劳动力必须出勤28天，女劳动力26天”，达不到，惩钱惩工分惩口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搞了“分田到户”，断钢轨不用敲了，那钟声不再响了，人们反而干得又快又好，干完活，手闲不住，篓子一提，拿杆秤就进城做“小买卖”。先是遮遮掩掩，怕露“尾巴”，渐渐大摇大摆。严大山也骑上一辆“嘎嘎”响的三轮车，迎着朝阳进城，踏着晚霞回村。他说：“进城的‘提篮买卖’虽辛苦，但每晚回到家，在灯下数点那一把把角、分零钱时，为自己一天在城里挣得了稼穑之外的别样收获，心里总是乐滋滋的！”

　　1992年以后，大批从田里分离出来的“剩余”劳力，纷纷向城里流转。那年，风华正茂的严大山毅然“洗脚上田”，背起行囊，怀揣不足百元钱，背井离乡，南下打工“闯天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却也残酷，严大山来到千里之外的东莞，开始找工作，一次次被挡在门外，一个星期过去了，依然没找到工作，眼前“弹尽粮绝”。他风餐露宿，在人潮里迷茫彷徨。后来，很不容易在一家电子企业找到工作。然而，因思想守旧，“手笨脚拙”，严大山在厂里总出差错，打工的试用期未满，被“炒鱿鱼”。

　　逆境求生，遇挫不弃。严大山暗自下定决心：“反正自己也是过河的卒子，只进不退。”几经周折，多方了解，他从东莞直达深圳。这次他有幸在一家合资企业找到工作。从磨难摔打中逐渐成熟的严大山，从那时起便对自己“充电”“补脑”，边劳动边学习，不惜高昂的资费参加各类技术培训，并到大专院校学习深造。两年后，他由普工转为技术工，后又竞聘上车间主管。岁月流逝，时过境迁。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打工仔”一跃成为公司独挡一面的“严总”。

　　进入新时代后，严大山脸上更有光了！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社会保障卡”说，“过去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五险’与自己不沾边。自2009年起，我却同城里人一样享有医疗、养老、就业等‘五险’的社会保障。这张社保‘一卡通’详细记载我每年的各项保障信息，不再为养老发愁了。”严大山难掩喜悦，“几年前，我拿出20多万元积蓄购买了小车，去年又买了新房，在城里安了家。”严大山没想到自己走出了农田，走向了现代。如今拥有了与城里人一样的收入，一样的就业，一样的生活方式，一样的社会保障。他心生感慨地说：“越是改革开放，我们农民工的日子就越有希望，越有盼头呀！”（邱光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