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有机会参加“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在文化论坛上，聆听了学者们关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述。我就炎帝神农文化与中华文化之源谈谈自己的思考。

一、“文化”新界说与文化自觉

过去我们熟悉的关于 “文化”的界说，是从西方人类学研究成果中输入的，认为 “文化是一种文明所造成的生活方式”，将文明与文化联系起来，是有道理的。

炎黄文化是我国五千多年连绵不断、博大精深文化的源头。炎帝族和黄帝族是史前两个关系密切的大氏族部落，他们对后来中华民族的生衍发展有很大影响。炎帝神农发明农耕，揭开了中国走向文明的帷幕。发明医药是炎帝神农时代的又一重大成就。传说炎帝神农发明了五弦琴、七弦琴，创制了名叫《扶犁》的乐舞。乐器的发明、乐舞的创制，说明中国文明起源时期将 “乐”提到很高的地位。有了这个起点，为后来西周时期礼乐制度作了铺垫。重视人的感情抒发，用礼约束感情，力求将礼、乐统一起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线之一。

谈到这里，就会想到随州编钟，197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1981年又出土了36件编钟，2010年中国音乐家协会授予随州“中国编钟之乡”的美称。这些都和炎帝神农创制乐舞有着渊源关系。还有，传说炎帝演八卦为六十四卦，这也许是西周时《周易》一书的源头。奇数为阳爻，偶数为阴爻，由此从占卜中分出阴阳两大类别。阴、阳概念最初作为山的向阳面和背阴面，这在原始农业生产中先民们可能已有朴素认识。经过长时间的生产实践，人们才从广大的物质世界中抽象出两大物类或两大性质的概念即阴与阳，这从《周易》经文中可以看到。由此可以看出，从传说伏羲画八卦、炎帝神农演八卦为六十四卦，再到孔子和儒者对于《周易》中关于人生道理的发挥，反映了中国从原始文化到原创性文化的长期演变发展历程，表现了中华文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的思维发展路径。

二、中华文化研究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的统一与辽阔的疆域，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开发的；深厚的文化传统，是56个民族及其祖先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的。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百家之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创性文化，是炎黄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百家之学”，其理论之宏富，论说之深刻，其相反而相成的作用，为后来中华优秀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前221年秦朝的统一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为中华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秦代的法治也有其不足，成为秦朝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汉承秦制，并接受秦在文化上偏失的教训，倡导儒家思想学说，力图融合“百家之学”。又有丝绸之路的开辟，为汉代国力强盛与文化软实力提供了有力保证。隋唐时期的民族融合、人口迁徙与民族间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全面进步，这既有本土文化中各学派间的会通，也有本土与外来文化（如佛教）的融合，从而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创造力。宋明时期儒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它力图构建融通天、地、人的理论，使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三、加强研究中华优秀文化的基本元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哪些基本元素?哪些核心价值理念？我国学术界有不同看法，经过讨论，将来会逐渐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我的浅见，认为这些核心价值理念似可归纳为：天人之学、自强不息、以民为本、居安思危、道法自然、诚实守信、厚德载物、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这些理念产生的历史背景、丰富内涵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等，都需要做深入研究。这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加深入人心，因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是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

这里我想举古代天人之学为例加以说明。    我不赞成用“天人合一”来指称中国文化的特色，理由是：这只是天人之学中的一个理论观点，见于西汉时期儒学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他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按其思想体系，这种提法其实是“天人感应”论的一种表述，这明显带有天命决定论的色彩。    战国末期荀子提出的天人之学认为，在天、人合一之前先要有天人相分的观点。他在名文《天论》中说，天有常规，不受人的意愿支配。顺应天 （自然）的法则，加强农业生产，人们将从天那里取得生养之资，如粮食等。如果人们违反自然法则，将受到它的惩罚。在荀子看来，人们抓住农业这个根本，厉行节约，天就不能使人贫困，也不能使人遭到祸患。    总之，中华文化的特色，主要不是神学，而是人学。中华文化的主流以“人”为核心，进行探索，产生了“天人之学”（探讨什么是天？什么是人？天与人的关系等）、变易之学（探讨世界万物和社会变化的道理）、为人之学（探讨人的道德伦理标准，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会通之学 （探讨不同学术文化观点如何融会贯通），在这些方面构筑了丰富的中华文化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