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下午，炎帝神农、曾随文化高端论坛隆重举行。著名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围绕“青铜时代的礼乐文明”这一主题，深入挖掘阐发、传承弘扬炎帝文化、曾随文化，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罗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王清雷围绕曾国考古、曾随文化、礼乐文明等方面进行学术研讨，为大家解读了曾国、曾随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曾侯乙编钟等青铜器中蕴涵的礼乐文明等。  
    本报今日摘录圆桌论坛的部分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主持人:我们知道，曾国是从地底下考古发掘出来的，目前已经“发现”了16位曾侯，填补了历史空白。首先，我想请教一下方院长，曾国是一个怎么样的诸侯国?其发展脉络如何?对当时周边的诸侯国，比如说楚国有何影响呢?  
    方  勤:曾国首先也叫随国，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曾国与随国在文献上都有记载，在随州出土了以曾侯乙编钟为代表的曾国的大量青铜器。学术界一直有人提出“曾国就是随国”，但是，以前一直没有实证。直到这几年，在随州的考古发现，在曾侯的墓里面，有关于随侯的内容，有青铜铭文实证了“曾国就是随国”。这对于我们随州来讲具有特别的意义，解答了随州为什么叫随州，也说明了随州的历史久远。这个时期，一个国家叫两个名字也特别常见。比如我们说的“荆楚大地”，曾侯乙铭文上有“楚王”，同时也有“荆邦”，就是一个国家两个名字。  
    我们也在讨论曾国是开国就在现在随州这个位置吗?2013年，我与王巍理事长到叶家山墓地考古发掘，我们才能十分确信地说，曾国一开始就分封在随州这个地方，而且曾国是一个大国，是周王朝分封到随州的一个重要的诸侯国。铭文中记载:“赐之用钺，用政(征)南方。”通俗地说，就是如果诸侯国不听话，曾国可以代表天子去征伐。还有就是周朝开国元勋南宫适，分封到了随国。所以说当时随国的地位不可小觑。  
    此外，曾国跟楚国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从考古中发现，楚国公主“芈加”是曾侯宝夫人。楚国在当时已经发展得十分强盛了，但是依然把自己家的公主嫁给了曾侯作为夫人，楚国的公主有一段时间还代理了曾国的国政。公元前506年，伍子胥率军攻破了楚国，是曾国救了当时四处躲避的楚昭王。楚昭王就是后来给曾侯乙送编钟的楚惠王的父亲。这说明曾国跟楚国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曾随文化与楚文化交融发展，共同构建了灿烂多姿的荆楚文化，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  
    主持人:王理事长，您对曾国考古怎么看?它对中国考古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王  巍:当时，分封诸侯选择的地方都是非常重要的。封在燕，是要控制北方;封在鲁，是要控制东夷。封在随，肯定也有重要的目的。曾国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现在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把曾侯的世系都发掘并研究出来了。西周时期分封的诸侯国很多，具体数量有不同的说法，至少是有上百个。曾国是唯一的一个，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晚期，能够把世系排出来的诸侯国。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曾国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历史，对曾随的研究成果，是西周或者整个周代考古当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所以，在全国上万项考古当中，我们选百年百项的时候，曾侯系列墓高票当选。  
    主持人:曾国与楚国地缘相近，人文相亲，他们所代表的曾随文化与楚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方  勤:曾国是中央王朝派出来经营南方的代表，楚国也在长江中游这个范围内渐渐由弱变强。两个国家在一起，必然会有冲撞、融合。曾国从中央王朝带来了发达的礼乐文明，楚国早期偏于南方，必然要学习以曾国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在这种交融中，曾随文化、楚国文化得到了特别的繁荣发展。以曾侯乙墓为例，一些文物中既能看到曾国的影子，也有楚国的影子。“九鼎八簋”，这个礼制是来自于中原，但是“鼎”的样式又来自于楚国。所以我想说，这两个国家同在长江中游，他们的文化交融共同构建了荆楚文化，正是因为他们的不断融合，我们的精神文化才如此的辉煌灿烂。  
    罗  新:我想楚国、曾国、随国也好，国家的统治集团，都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的。但是在他们来之前，这里有随国自己的居民，也有楚国自己的人民。统治集团比较强大，他们让原住民成为了他们这个国家国民的一部分。我们有很多的文化财富，都是这些人民创造的。同时，统治集团从北方来，从文化中心地区，从关中、洛阳等地区过来，他们也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他们有更高的政治组织能力，他们有更好的军事组织。随国和楚国之间有战争冲突，有竞争，也有合作，最终随国被楚灭了。这种灭国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可能就是把随国已有的文化，包括我们现在所知的青铜铸造能力和技艺等都带入了楚国，所以后来楚国的青铜器自成一体，有自己特别的风格。  
    主持人:曾国创造了青铜铸造的巅峰，曾侯乙编钟、尊盘、鉴缶等，样样都是精美之器。这些器皿一方面是供承载食物所用，另一方面是代表着礼制及藏礼于器。那么这些青铜礼器所代表的是一种怎样的礼乐文明呢?  
    王清雷:《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从这个角度讲，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它是当时礼乐制度的物化形式和重要载体，它承载了当时周代的乐县制度。  
    那么什么是乐县制度?乐县(亦作“乐悬”)是必须悬挂起来才能演奏的一种钟磬类乐器，西周统治者赋予这种钟磬类乐器以深刻的政治内涵，于是形成了以钟磬为代表的严格政治化的等级制度，这就是乐县制度。  
    《周礼春官》载:“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说的就是周代乐县制度的具体规定。也就是说，周天子是宫县，那么金石乐器是摆在四面的;诸侯轩县，金石乐器是摆列三面;卿大夫判县，它的金石乐器是摆列两面;士特县，它的金石乐器只能摆在一面。曾侯乙编钟是“L”型摆列在西面和南面，还有同时出土的一组编磬摆在了北面，这是《周礼春官》所载的“轩县之制”。曾侯乙是曾国的国君，他的身份等级是诸侯。其乐县之制，就是轩县之制，与礼制相合。这就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为周代乐县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珍贵的考古实例。  
    主持人:这种礼乐文明对于我们当下的时代有着怎样的意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传承和弘扬呢?  
    王  巍: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尤其是夏商周时期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文明。它是通过一定数量、一定规制的，比如说青铜器、乐器，来彰显不同的等级的制度，刚才王清雷教授讲的是乐器，它叫“乐县”，是悬挂起来的编钟编磬。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青铜器。  
    在西周时期，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都有明确的使用青铜器的制度。天子九鼎八簋，可以用九个鼎八个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高级士三鼎两簋，低级士一鼎一簋。我们在考古当中，确实可以看到，中型墓就是所谓的“卿”这级别的，往往是五鼎四簋，再小一点的，三鼎两簋。一般庶民是不能用青铜容器的。  
    乐县制度、编钟编磬在低一级的墓葬当中很少发现。乐县都可以悬挂，同样也有可能世世代代地悬挂在宅子里，不一定随葬在墓葬里。  
    我们说“钟鸣鼎食”，中原的贵族是非常讲究的，鼎和簋当中装什么东西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比如说天子，叫“太牢”，牛、羊、猪、鱼等都有，诸侯就不能用牛了。  
    我觉得礼乐制度实际上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也是非常值得去探讨的，要在发明创造当中去理解中华文明以及它的礼乐制度。  
    方  勤:礼乐制度通俗地讲，就是人和人相处的一些礼节和规定，它促进了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推进了社会的秩序化。其次，礼乐制度其实还有一种教化作用，就是对文化的传承，包括对民众的教育。在当今的社会，我们现在提倡的文明、和谐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王清雷: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编钟发展史的顶峰之作，它是我国古代高文化、高艺术、高科技的集大成者，它不仅仅是一种礼乐重器，更是我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物化形式与重要载体。研究以编钟为核心的礼乐文化或乐县制度，对于当今社会与世界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  
    《礼记》中记载:“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既然这些都是“乐之末节”、“礼之末节”，那么什么才是中国礼乐文化的核心理念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和”字。《礼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曾侯乙编钟恰恰体现了中国礼乐文化“和”的这种理念。  
    曾侯乙编钟，它的正鼓音与侧鼓音都是大三度或者小三度。只要学过现代基本乐理知识的都知道，西方音乐的三和弦，是由三度关系的乐音叠制而成，所以他们的音响效果听起来都非常和谐。同样的道理，曾侯乙编钟的音响效果也是非常和谐的。在一些周代的编钟铭文当中，还有“和钟”二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礼乐文化“和”的基因。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讲究家和万事兴。对于中国而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那么对于世界而言，是和平与发展。所以我认为，传承与弘扬编钟“和”的这种礼乐文化基因对于当今中国与世界均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这也是中华礼乐文明对世界文明所作的重大贡献。  
    主持人:随州是炎帝文化、曾随文化、礼乐文化的集成地，对弘扬和推动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各位还有着怎样的建议呢?  
    王  巍:我觉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首先应该让我们的民众更多地了解曾随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我们的自豪感;要让我们的民众了解中华先民们创造的这些辉煌的文化成就在当时世界上是个什么位置，增强民族自信心。曾侯乙编钟的规模就是2400年前的一个大的交响乐的乐队，它把西周中原的文化文明带到了长江中游。所以它在中原的礼乐文明向长江中游以及更南地区辐射的过程当中的地位是需要被重视的。曾随文化的宣传让我们随州的民众能够为我们在这块大地上曾经达到的辉煌的程度感到自豪，我认为能起到精神层面的推动作用。  
    方  勤: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我们新的文化使命和担当，也是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我想，首先我们要研究好、认识好我们的文明，我们的辉煌在哪里。我们叫炎黄子孙，那么与“黄帝”并称的炎帝文化的发掘更应该进一步加强，我们一定要从更高的范围、更高的眼界来看待炎帝文化。  
    炎帝文化在随州这个地区，是围绕着大洪山的一个距今5000年的辉煌文化。对于环大洪山这个区域来说，有高度发达的石家河遗址、屈家岭遗址、雕龙碑遗址、金鸡岭遗址等等，在这个区域内就是我们炎帝的故里。  
    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征呢?以石家河遗址为代表的城址、各个时期的玉器，雕龙碑遗址里面非常精致的房屋等。距今5000年的时候，环大洪山这一带在中华文明中应该是一个高地，所以我们的文化不断地往向北发展。我们中华文明的形成有个特点，就是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在反复的交融。仰韶时代，是中原黄河文明向我们这一带发展，但是屈家岭时期，也就是我们说的炎帝时代，我们的文明又往北方发展。随州这个地方是围绕大洪山的，不管是炎帝时代，还是我们曾随时代，它都是南北融合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  
    我们要吸收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我们当今文化的发展，注入强力的滋养。这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研究好、传播好，为当代文明的建设服务。  
    罗  新:我觉得我们要面对一个这样的历史事实，像曾国，我们在几十年前是根本不知道的，这么美好的青铜器以前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现在因为有了考古学家出色的成就，我们才更多地了解了曾随文化。我觉得每一代人向前人学的东西是有限的，更多的是靠自己去努力。我们要开放包容，学习任何先进的东西，把它们变成我们的东西，这才是更重要的未来所需要的东西。  
    王清雷:曾侯乙编钟，作为编钟发展史上顶峰之作，它也是世界音乐科技史上的一朵绚丽的奇葩。1978年8月，首场曾侯乙编钟文物原件演奏音乐会在湖北武汉军区71师大礼堂(随州)成功举办。当时，谭维四先生是总策划、总指挥，黄翔鹏先生为顾问，演奏的曲目有《东方红》《楚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蛤蟆调》等，这些乐曲，在中国音乐史、世界音乐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中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族群，都不可能聆听到用2400多年前他们自己的礼乐重器所演奏的音乐。  
    我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些曲目纳入到我国的幼儿园、中小学教育乃至高校的音乐欣赏课当中?通过聆听这些穿越了2400多年，由曾侯乙编钟文物原件演奏的原声音乐，使我国广大的师生能够真真切切地了解到我国璀璨辉煌的中华礼乐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