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大洪山一直是革命火焰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贺龙、李先念、陶铸、钱瑛、陈少敏等革命家均留下历史的足迹。在大洪山长岗店由陶铸主持的“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和“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机关报《大洪报》，解放全湖北的指挥部——周家湾江汉军区指挥部及其机关报《江汉日报》（《湖北日报》前身），以及黄春庭烈士墓、佛爷岭烈士墓、大洪山抗战阵亡先烈纪念碑都是这一时期革命的见证。
  追忆烽火岁月，重温革命历史。大洪山地区的英雄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畏艰难，前赴后继。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开辟并建立了以大洪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谱写出大洪山地区革命斗争史上的壮丽诗篇！
  学习百年党史，赓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营造“学党史、颂党恩、跟党走”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热情，本刊特别推出本期大洪山红色革命故事专刊，以激励同志们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陶铸策马大洪山
  任儒举
  大洪山下，礁石栈道，马蹄声声。
  这个冬天特别冷，雪后初晴，积冰待融，月光皎洁，弯曲的小路不似今天有路灯照耀，只有苍白的月光搅起一股阴风，骚扰着路边那些杂木。
  一匹瘦弱的老马套着一架木制的轱辘车，缓缓地行走在黄土路上，车上坐着两个商人模样的人，他们手里拎着粗笨的柳条箱，看上去有些沉重，使得行走的马车时而发出那种“吱呀、吱呀”的呻吟声。
  室内，一灯如豆，屋内出来两个壮汉，寒暄了一句，便接过马车上的柳条箱，近了，这才看见两个客人还很年轻，约莫30出头的样子，他们被引到堂屋火笼旁坐下，厨房里便传来叮叮梆梆的炒菜声。
  这是1938年的12月，抗日战争正进入胶着状态，日本人侵占华北后继续南侵，日本人仗着武器精良，饿虎般地扑来，屠刀直指中原腹地——武汉。
  全民族抗战已迫在眉睫，党组织这时的紧要任务是在中原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时任湖北省工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陶铸临危受命，他受党中央和湖北省委的委托，来到大洪山腹地开办抗战干部培训班。
  陶铸和他的同伴草草地吃了几口饭，顾不得鞍马劳顿，就匆匆地向接待他们的中共地下党员询问办校的基本情况，如选址、招生、学校基础设施配套，还有保密措施……尽管在战时，必要的工作还是要细致。
  大洪山位于京、钟、随三县交界处，主要部分在随县。山脉由西北到东南长约200公里，西南至东北宽约100多公里，总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其间峰峦叠嶂，巍峨起伏，地势险要，除主峰海拔1000多米外，其余山峰都在500米上下，很少断崖绝壁，易于迂回隐蔽。
  大洪山的战略位置特别重要，它的东边是平汉铁路，西边是汉水流域，中间无公路相通，敌人难于分割和封锁。山中有天然大小溶洞数十个，这些，正是设置医院、兵工厂、印刷厂和学校的好地方。
  大洪山还是土地革命时期红军经常活动的地区，群众基础好，而且土地肥沃，盛产稻棉，有利于解决部队给养。如果武汉沦陷，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当是理想之地。经过五天的调查，陶铸对大洪山有了全面了解，鄂豫边区的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概貌在他脑海里已初步形成。他立即赶回汤池，着手下一步的工作。
  陶铸来大洪山办抗战培训班，培养干部，播撒抗日火种。而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播种者，说起这培训班的由来还得从一年前说起。
  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形成，中国共产党准备利用湖北省合作委员会等机构，训练几批合作指导员深入农村，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战，训练地点设在湖北省应城县的汤池。经周恩来、董必武研究决定，派陶铸以共产党员身份公开领导这个训练班的工作。
  1937年12月22日，训练班第一期开学了。这个训练班是按照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的榜样办的，教师和学生六七十人，主要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游击战争战略战术。除课堂分组讨论和军事练习外，还到农民家里进行调查研究，帮助农民劳动。
  从1937年底至1938年5月，训练班共办了四期（前三期在汤池，第四期在武昌），先后培训了300多名青年干部，均以合作指导员的名义分配在应城、京山、钟祥、天门、汉川、云梦、安陆、荆门等县，以及鄂西、鄂北、鄂南、鄂东地区。这几批革命火种撒到湖北省各地，在党的领导下与抗日民族先锋队、假期回乡知识青年及各县知识青年、各地进步人士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徐州失守后，党中央于1938年5月22日明确指示长江局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游击队和游击区”。周恩来和董必武将中央这一指示传达后，董必武又指示：“汤池训练班还须办下去。”
  陶铸坚决拥护和执行了党中央这一指示，他坚定地说：“汤池训练班不能在汤池办，就换个地方办；训练班遭到反对，就改为‘临时学校’；不能公开办，就秘密办，唯内容不变——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培养我党游击战争骨干力量，武装民众，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
  1938年10月，武汉和鄂中相继沦陷。陶铸很快从沙市转道宜昌，回到鄂中京山县丁家冲与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会合。陶铸到大洪山时，仅有蔡松云带了八条枪和十多个人。陶铸立即着手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他委派蔡松云为队长、陈秀山为政治指导员；指示鲁尔英把武汉沦陷前托人在香港买回的两打驳壳枪及一些长枪从敌占区带上山来；集中黄定陆的京山独立队；另外还将经过我党改造的郭仁太的队伍，以及国民党应城县政府保安大队，都先后集中在丁家冲、李家冲、猴子凹一带。陶铸又发动干部群众收集国民党逃兵所遗弃的枪支弹药来武装队伍。至11月间，各路人马达500余人。
  在鄂中党委的领导和组织下，成批男女青年纷纷来到丁家冲，要求参加抗日队伍。党委决定由杨学诚主持地方工作，建立县、区组织，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并派沈少华、安琳生（余秉西）与应城县矿区资本家搞好统战关系，团结他们共同抗战。在党的领导和陶铸直接指挥下，鄂中抗日斗争形势发展得如火如荼。
  艰苦的战争环境与工作紧张劳累，使得陶铸的肺病发作，咳血，发高烧。但他仍坚持与干部战士谈心做工作，考虑重大问题。1939年他在大洪山打游击时所写的那首《七绝》，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艰苦斗争的情景，抒发了他为党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伟大胸怀。
  寇深日亟已无家，策马洪山蹈日斜。
  风自寒人人自瘦，拼将赤血灌春花。
  1939年初，党中央察觉到国民党顽固派会有反共逆流出现，特派李威（李先念）、马致远（刘子厚）、娄光琦等南下至长岗店鄂北专员公署与石毓灵交涉南下打游击的事宜，以便增强鄂中抗日游击战争的力量，顶住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反革命政变。
  3月9日，陶铸事先得到情报，有五六十名日军押送几十条船，由应城县沿富水向京山宋河运输物资，据闻船上还有一些军火。陶铸决定打一次伏击战。他在动员时说，这次伏击战斗的目的，一是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扩大政治影响，更好发动群众，给害了恐日病的国民党军队一副清醒剂；二是可以锻炼部队；三是可以搞一些敌人的军火和物资。他指定蔡松云、黄定陆为这次伏击战的正副指挥。
  当敌船进入伏击有效射程时，机枪、步枪、手枪同时开火，手榴弹在敌船上爆炸，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有的中弹落水，有的死伤在船上，有的慌忙藏在甲板下，有的跳入水中向对岸鼠窜。当侦察员报告发现宋河方向有敌人骑兵前来增援时，陶铸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迅速转移。
  这次伏击战，毙伤敌军20余人，缴获“三八”式步枪20支和一部分劳军物资（船上并无军火）。事后得知，在击毙的敌人中，有日本皇族亲王一人，是劳军团的团长。宋河至应城一带敌人，还为他戴孝三天，后用飞机将其尸体运回东京。
  陶铸就是在这种艰苦卓绝的状态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边抗日边播种。1939年4月间，武装队伍集中在杨家河进行第三次整编。整编完毕后，一个夜袭云梦城的战斗方案已在陶铸的运筹帷幄中。
  据敌情侦察，陶铸得知云梦城内只有一个日军宣抚班和伪军，分驻在城内几个据点。南门城墙曾被敌机炸塌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陶铸对孙耀华、徐休祥、蔡松云三个队领导说：“云梦城的敌情我们已侦察清楚，现在是打云梦城的好机会。到现在我省还没有攻打县城的先例，我们要敢打！这是一次攻坚战，也是一次政治宣传战！”
  第二天夜幕降临，部队出发。这次攻城的战斗部署是：城东放一个中队，向孝感伍洛寺警戒（敌人据点距云梦县城35里）；城南放一个中队，向隔卜潭、长江埠方向警戒（敌人据点距云梦城30余里）；一个中队和全部手枪队从南门城墙缺口处登上城楼，打开城门，然后分别攻打敌人的几个据点。战斗完毕后立即撤退出城，到指定地点集合。陶铸亲率第二大队在清明河作预备队。
  陶铸一边和鬼子打仗，一边注重队伍建设。在陶铸的直接领导下，快速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培训了大批党的骨干力量，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建了鄂中抗日武装力量和游击根据地，为新四军五师南下打下了牢固基础。
  这次陶铸进驻大洪山，是他回汤池不久。他在汤池创办的“农村合作训练班”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怀疑，就更名为“临时学校”，后迁到随县均川贺氏祠堂。1938年11月，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成立，陶铸被聘为顾问，参与政治指导部的领导工作，开办了长岗店训练班。他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派干部分赴鄂中各县发动民众抗战，组建抗日武装，改造旧的保甲政权，协助地方进行文化教育和发展生产，把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由于受到全国性的反共浪潮的冲击而受到影响。
  次年4月，第五战区在蒋介石的高压下撤销了抗敌工作委员会，陶铸和国民党爱国人士、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抗敌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范一先生被迫离开长岗店。
  这段时间，陶铸和李范一的交往非同一般。从应城汤池到长岗店，两人就一直在一起合作共事。他俩赤诚相待，相互尊重。李范一热情地关心抗委会工作，顶住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力，对特务的破坏进行巧妙的应付和周旋。
  在训练班里，陶铸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踏实的工作态度影响和感动了李范一，他对陶铸讲：“以前听你们共产党宣传抗日纲领，我觉得符合民意国情，实为救国之道；现在我亲眼看到你们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踏实工作，堪称楷模，老朽深受教益。”他还亲笔写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的条幅，挂在陶铸的宿舍墙上，以表达他对陶铸的赞扬和钦佩之情。陶铸也以《寄怀李范一》大发感慨：
  烽火漫天敌气浓，垂杨难系别离情。
  长岗不住斯人在，仰望高山不见峰。
  随着干训班的影响日益壮大，引起了当地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和阻挠干训班的正常运转，试图将这支新生力量驱逐出境。
  6月中旬，随县专署专员石毓灵以邀约陶铸到长岗店参加县长联席会议为由，将陶铸扣押起来。此时的陶铸临危不惧，他对同时被押的应城县长孙耀华说：“我们这些人没有什么可怕的，战争、日寇、国民党监狱没有把我们折磨死，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还要为共产主义干到死！”
  第二天上午，石毓灵找他谈话，劝他不要打游击，以免引来日军。陶铸当面斥责石毓灵背信弃义，破坏团结抗战的大局，已经成为民族罪人。鄂中区党委获知陶铸等被扣消息，立即与鄂西北区党委联系设法营救。后在地下共产党员郑绍文以国民党二十二集团军特种工作总队副总队长身份出面周旋，陶铸方才脱离虎口，离开大洪山。
  1939年10月，陶铸随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重返大洪山，发展抗日武装，并在随南接待来访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中国著名作家安娥和翻译方练百等人。他们是从大后方专程来访问李先念部队的，陶铸以部队政委的身份代表挺进支队致了欢迎词。客人们看到陶铸满面胡须，面容憔悴，问起他的病情，陶铸说：“两年前，我在汉口时，医生说我的肺病已经到了二期半，要我买药打针，我哪有钱买药？”陶铸说，他在随县一带干了两年，翻山越岭，甚至吃穿都有困难，按病期推算，从那时到现在至少该是第三期了，可反而觉得比第二期半的时候好得多了！你看这个奇怪不奇怪？在医学上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安娥在她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陶铸并没有读过很多的书，但他却能发现这个敌后游击地区！利用了这个地区，创造了一个游击根据地！训练出这样一批抗战斗士来。”
  1940年3月，陶铸奉命调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离开大洪山，取道重庆去延安。从此留在延安工作。
  陶铸虽然离开了大洪山，但是他作为一个播种者，在这里留下了抗日的种子：
  他亲自为干训班编写的三字经，至今还在大洪山广为传唱：
  我中华，是大国，人口多，土地阔。
  气候好，物产多，全世界，第一个。
  小日本，是近邻，人同种，书同文。
  到明治，讲维新，翻了脸，不认人。
  九一八，沈阳城，被侵战，东四省。
  遭沦陷，我同胞，遭枪杀，或蹂躏。
  七月七，挑事端，卢沟桥，战火起。
  我将士，不畏敌，勇往前，奋抗击。
  蒋介石，怕抵抗，丢上海，失南京。
  坐四川，观战机，磨着刀，擦着枪。
  打内战，害人民。共产党，是救星。
  她一心，为人民，领导着，八路军。
  抄后路，打游击，建立了，根据地。
  搞统战，唤人民，扩大了，抗日军，
  在敌后，杀敌人。日本鬼，胆战惊。
  汪精卫，吓掉魂。军和民，团结紧，
  持久战，得胜利。
  从1938年12月到1940年3月，陶铸到大洪山下的长岗镇熊氏祠及均川镇贺氏祠，总共不到两年光景，但是他在钟祥、京山等地宣传发动群众，组织了随南、随北两支工作队，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成立抗日救国团体，灵活有效地发展党的组织和抗日武装，并创办了抗敌委员会机关报——《大洪山报》。陶铸任主编，前后共出30多期，报纸实际上成了中共在鄂豫边区宣传抗战主张的有力武器。
  在熊氏祠开办的军政游击干部训练班和农民干部培训班，陶铸同志亲自讲课，主要讲解《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论持久战》，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他亲自带领学员到野外进行军事训练演习或政治野营训练。两期共培训学员400多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骨干分子。为抗日战争播撒了不可熄灭的火种，这些星星之火一直燃烧在巍巍大洪山崇山峻岭中……
  （作者简介：任儒举，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协会员，《编钟》杂志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