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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之后，随之大贤”。

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对季梁的赞誉。
　　

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5000多年前，炎帝神农带领族人在烈山艰难而执着地耕种，烧山的火把点燃了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他与黄帝一起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被世代炎黄子孙敬仰祭拜。
　　

将季梁与神农相提并论，可见季梁在李白心目中的位置。季梁何许人也？
　

　季梁像

西周初期，随州封国为随。季梁是东周春秋时期随国大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民为神主”的思想，被誉为中国民本思想第一人。
　　

《左传·桓公六年》所载季梁与随侯对话时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认为君要民拥戴，必须忠民利民。此外，他还提出“修政而亲兄弟之国”的政治主张，即对内修整国家政治，对外与兄弟国家亲善，以及“避实击虚”的军事策略，使随国成为“汉东大国”。这为后世外交和军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礼序乾坤，乐和天地。中国是礼仪之邦，法治之外注重以德治天下，以礼乐来建立秩序、促进和谐。礼乐文明是中国自先秦以来三千多年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
　　

季梁“民为神主”的思想，开中国民本学说之先河，对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天命神权思想进行大胆否定，构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源头。如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荀子的“民水君舟”论等无不源于季梁的民本哲学。
　　

中华礼乐文明自周公制礼作乐和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以来，作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不断地写进国人的心灵，塑造着各个时代的文化特质。
　　

民本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思想的主流思想，其中一些德治仁政、爱民利民顺民的思想，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史料。但我国古代民本思想是出于维护国家政权长治久安的衍生品，始终没有超出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范畴。因此，它在理论上是民为邦本，现实上却是专制主义。它没有形成一种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只是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存在于统治者的头脑中，其推行需要圣贤在位以及与德治主义相配合。传统民本思想的局限性在于：有“民有”“民享”，但并没有治权在民，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
　　

随着历史演进和文化传承发展，当代以来，我党提出了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等，无不闪耀着民本思想的光芒。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中国学术界在研究文化传承时，总是习惯于把目光投向学说、学派、人物。其实，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制度。制度一旦确立并被有效执行，那么一个大国的行政力量就会转化为空间力量、时间力量和社会心理力量，使文化传承成为一种稳定的结构。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说，中国历史上企图成为制度的文化主张很多，但真正成为一种庞大的制度而行之全国、行之千年的，便是科举制度。

杨坚像

科举制的创立者是隋文帝杨坚，科举思想肇始于随州。随州是隋文帝杨坚的龙潜之地，是即将诞生的隋王朝的“实验田”。杨坚曾袭父亲杨忠“随国公”爵位，581年即位后立国号为“隋”，隋朝因随州而得名。
　　

科举制是指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文官选拔制度，从隋代至清末延续了1300多年，选拔出来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构成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一大批出色的行政管理专家。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改善了用人制度，使得社会身份不再世袭，为寒门子弟参与国家治理开辟了通道，促进了中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使中华文明越过无数次灭亡的危机而浩荡延续。后由于其摧毁了中国文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导致社会畸形价值观、官场腐败等众多弊端而废止。
　　

杨坚在位时除科举制，还创立了三省六部制，这些举措完善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促进了封建官僚体制的成熟，对后世国家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方当时有人惊叹，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一项伟大的制度。他们认为这一制度应该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一样，是重要的发明创造，影响了全球的用人观，直至目前。
　　

隋朝历史虽然短暂，但其省部制与考试制度的设计，至今还在创新性使用。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影响了东亚（如日本），乃至于近代兴起于英国的公务员制度也能看到其印记。应该说，它们是隋唐之后中国社会治理的精致制度设计之渊源。
　　

因季梁和杨坚的伟大创举，随州成为古代治理智慧的集成地。现在，随州文化公园内有季梁雕像，城区还有季梁街。2016年，随州在城南智门寺原址上恢复兴建了杨坚故居，以示纪念。
　　

随州文化公园

新时代的随州，正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共享发展理念，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实施城市品质提质三年行动和城市更新改造，着力补齐功能短板，建设美丽乡村，描绘宜居宜业、精致精美的品质生活画卷，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杨坚故里 

随州传承制度创新基因，改革开放初期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涌现出“荆楚第一包”。本世纪初，探索村级“两票制”选举和“两会制”决策，成为基层民主政治的一大创举；此外，探索机构改革的大部制、纪检改革的派驻制、“逢四说事”的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等，打造治理现代化的“随州样板”。

“逢四说事”架起了党委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支撑“中国之治”作出了基础性制度安排。我们要结合实际贯彻落实，并从古代治理智慧中汲取营养，不断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奋力建设现代化新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