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随县的建制

　　一、南阳郡随县
    
　　“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灭关东六国，并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的皇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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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朝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统一了全国的行政建制，地方分郡、县两级。今天湖北省的范围，秦时分属南郡、南阳、汉中、九江等郡。随州，那时称随县，是南阳郡的属县之一，地处南阳郡南端，和南郡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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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地被秦军占领并归属秦的统治，要比天下归一的公元前221年早些。战国时期，今天随州这块地方长期隶属楚国。秦昭襄王(一作昭王)二十九年(前278年)，白起率秦军攻取楚之郢都(在今湖北荆沙)，在昔日楚国的核心地区建立了南郡。秦之建立南阳郡，是在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后来，在拉锯式的兼并战争中，南阳是一个争夺激烈、经常易主的地区，到战国后期，主要是韩国之地。秦始皇十六年(前231年)秦军从韩国南阳郡假守腾的手中接受了韩国的南阳郡，南阳郡也就成为秦国在从公元前229年开始的最后阶段的兼并战争中最早从关东六国夺取的土地之一。秦南阳郡的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市)，辖境大约相当于今河南熊耳山以南叶县、鲁山、内乡间和湖北大洪山以北应山、随州、襄樊直至郧县间地。
    
　　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的一座秦墓中发现了大批秦代竹简。竹简载有多种文献，其中包括逐年记述秦昭王元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306年到前217年)重要事件的《编年记》。根据《编年记》的记载，“(昭王)廿九年，攻安陆”本章对《云梦秦简》的引文，均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可见，秦军就在攻取郢都的同一年，攻下了安陆。此处所谓“安陆”，在今湖北云梦、安陆一带，与随县相邻，在随县东南，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秦军也是在这一年占领随州这方土地的。后来秦置南阳郡后，随县就隶属于南阳郡了。
    
　　西汉(前206年至8年)实行郡国并行制，全国的一级地方行政建制，有直属于中央的郡，也有分封给诸侯王的国。南阳仍是郡的建制，随仍是其属县，南与江夏郡、南郡相邻。在西汉初年诸侯王势力恶性膨胀的情况下，南阳郡是西汉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主要地区。
    
　　汉武帝于元封五年(前106年)设立十三刺史部(或称十三州)，是中央严密控制地方政权的监察区，南阳郡属荆州刺史部。当时荆州的范围很大，基本上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还有今河南、贵州、广东、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区。
    
　　西汉后期，王莽掌握实权，后来取汉而代之，建立新朝(9—23年)，史称新莽。王莽对地名、官名等多有改易，南阳郡被改称前队(音suì遂)，仍属荆州。随县则未改名。
    
　　东汉时期(25—220年)，州演变为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且权力逐渐加重。南阳郡是荆州辖下一个十分重要的郡。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是南阳郡蔡阳(今湖北省枣阳市)人，因此，南阳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习惯上所称的“帝乡”，其地位是十分重要的。随县紧挨着蔡阳，自然也是帝乡的一隅。
      
　　二、“县界旷远”
    
　　秦汉时的随县到底有多大?对此，史书缺乏明确的记载。现存史料中，对当时随县唯一的描述是见之于《后汉书·侯霸传》的“县界旷远，滨带江湖，而亡命者多为寇盗”。侯霸在新莽末年任随县宰，由此可知，当时的随县的面积是相当广大的，同时人口又十分稀少，大片土地处于尚未开发的自然状态，陆地主要为森林所覆盖，境内水面的面积也要较今天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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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时期的随州，范围当然并不完全与今天的随州市相当，不仅如此，在秦汉400余年间，随县的范围，也发生过多次变化。所谓“县界”，是处于动态之中的。今天属于随州的，那时可能不在随县范围之内，那时是随县之地的，今日或已他属。例如，西汉时，今随州市的唐县镇地(那里古时是唐国之地)为上唐乡，属于当时的舂陵县，而今日随州市西南的大洪山区，又归属于当时的蔡阳县。今应山县在汉代属随县。由于对秦汉时期随县的范围只能作大概的描述，因此，要对那时的随县和今天的随州作出面积的绝对比较，是不大可能的事。但大致说来，秦汉时期的随县，要比今天总面积达7000平方公里的随州市还要大。
    
　　秦汉时期的随县的人口数字，因在史书上未见记载，所以就无从得知。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西汉时南阳郡有属县36个，共有359，316户，人口总数达1，942，051。这一数字，是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的统计。就统计数字而言，南阳郡的户数占当时全国总户数(12，233，062)的3%稍弱，而人口数则占当时全国总人口数(59，594，978)的3%稍强。
    
　　其时南阳郡各县的平均户数是9981，平均人口数约是53，946，每县户不过万，人口仅5万多一点。如果考虑到南阳郡比较发达的地区在郡治所宛一带，那么，其他各县的户口数实际上还可能会更少些。
    
　　今天随州市的人口总数大约是160万，每平方公里平均约130人，而秦汉时期的随县人口是5万人左右，充其量也不应超过10万，按县境面积大略推算，每一平方公里还不到10人，人口密度还不到今天随州市的8%。了解这些数字，才能真正领会当时随州境内“县界旷远”的意义。地大，人少，当时的随县，已开发和有人居住的，只占总面积的极小一部分，境内绝大部分都是处于原始状态的无人区，特别是山区，更是人迹罕至。当时随县范围之内，多数地方，不是辽阔的水域，就是茂密的森林，土地开垦率很低，而人口相对比较集中的城镇，也是为数很少的。
        
　　三、随县宰侯霸
    
　　从秦朝到西汉，到东汉，随县的建制一直存在。这400多年间，在随州任过县令的，自有不少人，但在史书上留下姓名、事迹的，只有两汉之际的侯霸。
    
　　据《后汉书·侯霸传》，侯霸字君房，西汉河南密(今河南密县)人。成帝时担任过太子舍人的官职。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特予征召，任尚书令，后官至大司徒(即宰相)。建武十三年(37年)，侯霸去世，光武帝刘秀亲自临吊，并下诏褒扬。
    
　　侯霸任随县宰，是在王莽统治时期(王莽改县令官名为县宰)。当时随县社会很不安宁，“霸到，即案诛豪猾，分捕山贼，县中清静”。看来，他是善长吏治并且以手段强硬为主的。但侯霸“笃志好学”，“政理有能名”，在随县的作为恐不止于此，可惜于史失载，后人无从得知。

　　四、随县的重要战略地位
    
　　秦汉时期，无论是建都关中(秦都咸阳，在今陕西咸阳，西汉都长安，在今陕西西安，均在关中)，还是河洛(东汉都洛阳，在今河南洛阳)，南阳郡都是连接皇畿和广大南方地区的纽带，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而随县，位于南阳郡的南端，在当时中原和南方的分界线上。
    
　　秦始皇、汉武帝，都应到过随县。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以雄才大略而有作为、有建树著称的皇帝。秦始皇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一，汉武帝又使中国的统一有了进一步发展，他们都是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
    
　　秦皇、汉武，都有多次离京巡游的经历。他们的巡游，是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其目的之一，是耀扬威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影响和控制力。
    
　　《云梦秦简》记载：“廿八年，今过安陆。”“今”即指秦始皇，对照《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一年(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始皇第二次出巡，南至湘山，“自南郡由武关归”，归途正应经过安陆。
    
　　从始皇所经路线看，他也应经过当时的随县。随县与安陆相邻，从安陆到随县，再到南阳，再经武关(在今陕西丹凤县南)回咸阳，这正是一条合适的路线。《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也正是指这样一条重要的交通路线。汉武帝于元封五年(前106年)也曾“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汉书·武帝纪》。盛唐，韦昭注：在南郡。今地待考。汉武帝这次巡游，路线是从京师来，经南郡，再到浔阳(在今江西九江)浮江东下。路线虽与秦始皇南巡时的不同，但也同样可能到过随县。
    
　　古人祭祀五岳名山，可以象征性地以他山为代，如汉武帝就认霍山(又称天柱山，在今安徽)为南岳陈立：《白虎通疏证》卷6《巡狩》注引《太平御览》之引《义宗》，《尔雅·释山》，中华书局1994年8月版。据此，有的专家认为，主要位于今随州境内的大洪山，也曾被当作九嶷山。这样说来。秦皇、汉武到过随县就更有可能了，因为这两位皇帝都曾“望祀虞、舜于九嶷山”分别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武帝纪》。
    
　　秦始皇、汉武帝到过随县，这更可表明随县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第二节    随县经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

    
　　随县处于南阳郡的南缘，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具有发展农业经济的有利条件。手工业也因为有比较发达的农业而获得坚实的基础。便利的交通，使这里的商业也较为繁盛。
    
　　南阳郡地处中国腹心，也是中国开发和发达较早的地区，但这只是相对而言，就当时整个南阳地区来说，综合开发水平还是不高的，而且不平衡性异常明显，郡内北部明显胜于南部。在秦代和西汉时期，随县的总体开发程度还是低的。
    
　　到了东汉时期，南阳地区的发展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由于是“帝乡”，具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官僚、贵族和大商人之类的“豪家”为数众多，社会财富在这里的集中程度，仅次于当时的首都洛阳。郡内人口也有显著增加。依据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的资料，当年南阳郡有户528，551，人口2，439，618，占全国户、口总数的比例已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的各3%左右分别提高到大约5%和4．5%。
    
　　大量移民的迁入，也是秦汉时期南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和重要条件。早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就把关东的豪富等大批迁入南阳郡。如宛之孔氏，本为梁(战国后期魏国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以冶铁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田，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史记·货殖列传》。孔氏成为南阳一带的巨富。
    
　　因为南阳郡特别是随县等大县地广人稀，所以对移民很有吸引力。移民有自发移入的，也有由官府有组织地迁移的。东汉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地区很不平衡，因而人口迁徙的规模也就更大了。安帝永初(107—113年)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大臣樊准上疏建议将灾民之“尤困乏者，徙置荆、扬孰郡，既省转运之费，且令百姓各安其所”《后汉书·樊准传》。这条建议得到当时执政的邓太后的采纳。隶属于荆州的南阳郡随县，亦是吸引外来移民的一个安身之地。到了汉末，北方大乱，有更多的流民外迁，“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三国志·魏书·卫觊传》，这多少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估计到东汉末年，随县人口总数有了较大的增加。
    
　　毫无疑问，外来移民对于包括随县在内的南阳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农业
    
　　南阳是两汉时期的农业大郡，是当时在全国有举足轻重地位和作用的农业区。随县的气候和其他自然条件都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在整个南阳地区的农业经济中，又具有重要的意义。《史记·货殖列传》关于各地物产，有“蜀、汉、江陵千树桔”、“陈、夏千亩漆”之记载，而随县正是在上述两个物产带的中间，因此，桔、漆一类林木产品，应是当时随州所富有。
    
　　随县自古就是农业文明的发达地区。在秦汉时期，农业依然受到高度重视，并且有了较大的发展。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记》中谓“舜耕历山”。历山，据《集解》引郑玄说是在河东即今山西，但这本是传说，固非定论。据清同治八年(1869年)所撰《随州志》，州城内曾有东汉灵帝光和三年(180年)所立之舜子巷义井碑，《方舆胜览》一书也说“舜井碑在随州，碑字漫灭，惟碑阴有‘五大夫’三字，相传秦时碑”。至近代，碑失已久。1996年在随州市南郊、水河南岸徐家湾已发现了宋代的舜井碑1996年5月22日《湖北日报》，肖木森报道，由此可证，随州原有秦汉时舜井碑的记载是可信的，宋碑正是原碑毁后再树。舜井碑的矗立，是历史上随州重视农业和水利的见证。
    
　　班固撰《汉书》，作《食货志》，对先秦至西汉的农业发展，对历史上重农思想和重农政策的演进，进行了总结。《食货志》强调食、货“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充分肯定了神农对农业和商品流通的创始之功。汉代学者和著作言及炎帝神农者多，对于炎帝神农与随县厉乡的关系的认识，也渐趋一致，晋人皇甫谧肯定“厉山，随之厉乡也”《太平寰宇记》卷144“随县”，正是这种认识的总结。到南北朝时期，盛弘之的《荆州记》，宗懔的《荆楚岁时记》，郦道元的《水经注》，都肯定炎帝神农与随县厉乡的关系，正说明这一传说源远流长，其之大张，或正是在汉代。炎帝神农所代表的文化，就是农业文化，而随州正是古代农业文化炽盛之地。
    
　　东汉时期，盛行大地主田庄经济，在南阳一带，豪强地主的田庄尤为发达。此类田庄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樊重(刘秀的外祖父)、樊宏(刘秀之舅)父子所拥有的。樊氏的田庄位于湖阳，湖阳是当时县名，其治所位于今河南唐河西南，正与随县相近。近些年来，在随州境内陆续发现的一些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陶制庄园模型，可以证明在当时随县境内也是存在此类田庄的。近几十年来，在随州境内经常有汉代墓葬出土，尤多东汉时期的墓葬，随葬品中往往有陶仓，数量不一而足，如1985年发掘的安居汉墓，在一座墓内就出土陶仓8件。墓内普遍用陶仓随葬，表明当时人们对农业的重视，对丰收和富裕的企盼，同时，也反映了农业生产较高的发展水平左德田：《随州安居镇汉墓》，《江汉考古》1987年第1期。
    
　　在随州发掘的汉代古墓，还普遍发现有陶制的鸡、鸭、猪、狗，还有陶制的猪圈模型。这说明，当时随县的禽畜饲养也是十分发达的，这是其时家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随州秦汉时期墓葬中，多有铁农具出土。秦汉时期，南阳郡冶铁业发达，早期私营大冶铁业主有南阳的孔氏等，西汉实行铁业官营后，南阳郡设有铁官，因此，在南阳郡境内的随县的铁农具供应是比较充裕的。
    
　　三、手工业和商业
    
　　秦汉时期，南阳地区也有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史记·货殖列传》主要是谈商业经营的，其中说道：“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这就是说南阳地区工商业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交通方便。宛，即南阳郡的治所，被视为当时一重要“都会”，而“俗杂好事，业多贾”，是南阳地区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和社会风俗。《史记·货殖列传》说“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由此也可以大致推测当时作为南阳郡一县的随县商贾的经营情况。近年随州的汉代墓葬中经常发现五铢钱，特别是1994年初在随州城东北的古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西汉至王莽时期的五铢钱，数量之大，委实令人惊叹。估计这批五铢钱是一处窖藏，这使我们至少可以就那时随县商业的状况作一些猜测。
    
　　秦汉时期随县手工业的情况，现在了解较多的是制陶业，因为有较多的出土陶器可作物证。在城区打鼓店秦墓，出土有壶、罐、茧形壶等陶器。1959年，在塔包子(位于万店塔儿湾孙氏祠东南)东汉时期墓葬中，曾出土无数陶马、陶车、陶俑，大者数尺，小者数寸，其中的舞女俑、兵俑，造型优美，堪称精品，显示了当时随县手工业的高超水平。
    
　　从地理上看，随州处于我国西北和东南联系的重要通道之上，在当时的南北和东西交通上，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汉代，随县也出了一些人口比较集中的居民点，这与商业的繁荣不无关系。

　　第三节    随县的文化

    一、南北文化的交融

　　随州的地理位置，正在中国南北部的连接线上。数千年来，这里不南不北，亦南亦北，南北文化在这里交流、融汇，这正是随州文化上最主要、最基本的特色。

　　春秋时代，随，作为汉东大国，成为连接北方华夏文化和南方蛮夷文化的纽带。战国时期，随虽为楚之附庸，但联南通北，独有的文化特色，继续保持和发扬。秦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为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便利，随州在这方面的作用，也进一步得以发挥。

　　随，春秋战国时期曾长期属于楚国，因此，总的来说，这一地区的变化，是以楚文化为基调的。秦军占领随县后，秦文化迅速扩散开来，但在此后，楚文化也并没有消逝。随着西汉政权的建立，楚文化的影响又强劲起来。地处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交接线上的随州，对于楚文化的继承和扩散，无疑起过很重要的作用。
       
    二、教育、人才

　　西汉末年，召信臣曾担任南阳太守，东汉初，杜诗也任过此职，他俩是历史上著名的“循吏”。杜诗在郡“视事七年，政化大行”《后汉书· 杜诗传》。他们任职期间，作为很多，但十分突出的一条是“抓教化”，其中包括文化、教育事业。后来，鲍德也曾担任南阳太守9年，“时郡学久废，德乃修起横舍，备俎豆〓冕，行礼奏乐，又尊飨国老，宴会诸儒，百姓观者，莫不劝服。”《后汉书·鲍永传附鲍德》。这些，肯定对随县的教育事业是会产生积极影响的。

　　东汉时有谢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是当时的学者和教育家。著名的文学家孔融说他“博通群艺，周览古今”，特别精通《春秋左氏传》，其解释《左传》疑问的《谢氏释》行于世(今佚)。谢该事见《后汉书·儒林·谢该传》。考谢氏故里章陵，是东汉初新建立的县，又与随州相邻(在今枣阳市东)，推测在谢该众多的门徒中，不会没有随县籍人士。

　　东汉时期，出身随县，而又见之于史载的重要人物有周章。周章字次叔，是唯一得以在“正史”中列传的随州籍汉代人
物，其事迹见《后汉书·周章传》。周章早年在南阳郡任功曹，后举孝廉，在朝廷先后任光禄勋、太常，均为九卿之官，终于位登司空。东汉的司空也就是秦时的御史大夫，是“三公”(东汉时“三公”为太尉、司徒、司空)之一，位居朝臣之首，地位显赫，为人瞩目。
　　周章在南阳郡任功曹时，在一件事上表现了一定的见识。当时，外戚大将军窦宪失势，封冠军侯，到南阳郡“就国”(冠军侯国属南阳郡，在今河南邓州市西北)。当周章跟随南阳太守巡行到冠军时，太守想去谒见窦宪，周章明确反对，认为窦宪“椒房之亲，势倾王室，而退就藩国，祸福难量”，而太守巡视是行公事，不可“越仪私交”。虽然他把道理说得很明白，但太守听不进去，登车欲行，周章果断行事，拔出佩刀，割断了马辔，使太守无法成行，因而作罢。后来窦宪被诛，很多人因他而受牵连，而南阳太守却落了个清白。因此周章受到太守的器重。

　　这件事说明周章虽然官未当多大，但他对当时朝廷的政治斗争有一定的了解，并且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后来进入朝廷权力斗争中心后，他却处置失当，遭到灭顶之灾。和帝死后，邓太后立殇帝，殇帝夭折，又立安帝，而周章却想立平原王刘胜。他密谋闭宫门，诛车骑将军邓〓兄弟和宦官郑众、蔡伦，废邓太后，败露后，周章自杀。这是东汉中期一场未遂政变。周章这一次可以说是暗于度势，不够明智，因为他在朝中并无很高的威望，要想与邓太后为首的外戚和宦官的联盟对抗，实在是不自量力。虽然周章失败了，但在东汉后期日趋激烈的官僚士大夫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中，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先驱。他死后“家无余财。诸子易衣而出，并日而食”，说明他为官清廉，是个洁吏。

　　还有一位韩嵩，字德高，东汉末义阳人，“少好学，贫不改操”《后汉书·刘表传》李贤注引《先贤行状》， 也是当地一位人物。韩嵩被荆州牧刘表用为从事中郎，当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在今河南中牟县)时，刘表采取观望政策，而韩嵩等为他分析形势，劝他“举荆州以附曹操”。刘表狐疑不决，派韩嵩到许(今河南许昌，当时曹操挟汉献帝都于此)“观望虚实”，及还“盛称朝廷曹操之行”，劝刘表送儿子到许都去，因不合刘表意愿，险遭杀害。刘表死后，他又劝说刘表次子刘琮归降曹操。由此可见，在东汉末年复杂的形势下，韩嵩是一位善于观察和分析，有远见的人，他的建策也对时局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义阳县治在今河南桐柏县东，作为郡，初置于三国魏文帝时，治所在当时安昌(今湖北枣阳东南与随州西北相连处)。今随州市大部分地区当时在义阳郡范围内，说韩嵩是“随州人氏”，也是说得过去的。韩嵩后来受到曹操的器重，成为曹操身边重要的谋士。韩嵩事迹主要见《后汉书·刘表传》。

　　据传说，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张衡曾到过当时的随县，随州旧有张衡的读书台。张衡是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与随县同郡且相距不远，到过随州不无可能。

　　三、社会风气

　　对于战国末至西汉南阳一带的社会风气，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有述及，他写道：“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秦汉时期南阳郡地域很大，南北风俗并不尽同。随县在南阳郡内，其社会风气会有司马迁所说的南阳郡的某些特点，但随县地处南阳郡南端，长期在楚文化的浸润之下，因此，也要注意随县在南阳郡内的特殊性。

　　东汉时的随县，地在南阳郡内，社会风气，不能不受到南阳“帝乡”的影响。在上层社会和富商大贾中，奢靡之风盛行。东汉末，羊续担任南阳太守，“时权豪之家多尚奢丽，续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车马羸败。府丞尝献其生鱼，续受而悬于庭；丞后又进之，续乃出前所悬者以杜其意”《后汉书·羊续传》。

　　东汉末，王畅也担任过南阳太守。当时，“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畅常布衣皮褥，车马羸弱，以矫其弊”《后汉书·王畅传》。
　　像羊续、王畅这样的比较廉正的郡太守的作为，对郡内会有些影响，随县亦是，但在东汉末年的大气候下，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颓风败俗。

　　第四节    随县绿林军大起义

　　秦汉时期，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900戍卒在大泽乡举起义旗，揭开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这次起义推翻了秦朝的统治。从公元17年开始，反抗王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渐成燎原之势，其结果是促成了王莽政权的覆灭和光武帝刘秀的拨乱反正。公元184年，黄巾军大起义的烈火熊熊燃起，东汉皇朝终被埋葬。
    
　　在这三次大起义中，包括随县在内的南阳地区是斗争的重要战场。秦末，后成为刘邦重要将领的王陵就在南阳展开斗争，张曼成领导的南阳黄巾军一度很有起色。这些斗争，肯定也波及、影响到随县地区，随县人民也必定参加了各个时期的反抗斗争。然而，由于史载阙如，具体情况已经难以得知。秦汉时期随州最为轰轰烈烈、对全国形势最有影响的是新莽时期的绿林军大起义。
      
    一、绿林军大起义的爆发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异常尖锐，身为外戚的王莽一面乘机掌握了朝政，后来又以他的新朝取代了汉朝，一面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的改革措施大多脱离实际，在实施过程中又产生了许多弊端，结果，改革可谓是事与愿违，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广大普通人民再也无法生活下去，整个统治阶级再也无法照常统治下去，甚至连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也唾弃了王莽，一场广泛的反莽战争在酝酿，社会的激烈震荡也不可避免。
    
　　新莽末年(有的称为西汉末年，这显然是不够准确的)的起义，随县是重要的发源地之一，而起义由星星之火到成燎原之势，随县又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王莽天凤四年(17年)绿林山的起义，是社会下层反对王莽的大规模武装斗争中较早的一起(更早一些的还有在今山东地区的吕母起义和迟昭平起义，但均没能坚持)。起义发生的地点——绿林山，据考证是位于今天随州境内的大洪山(此山自古名称很多，古曾名山，汉为绿林山，晋、唐名大湖山，宋以后定名为大洪山)。当时，许多饥民聚在那里，其中的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调解他们之间的纠纷，并促使大家团结起来，举起了义旗。
    
　　王匡、王凤等领导起义军以绿林山为根据地坚持斗争达五年之久。他们多次出击，曾攻克竟陵(治所在今湖北潜江西北)、云杜(治所在今湖北京山)、安陆(治所在今湖北云梦)等重镇，在一次战斗中，还俘虏了王莽政权的一名要员——当时的荆州牧。但是，绿林义军毕竟是由流亡农民组成，一时缺乏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所以斗争水平并不高。他们虽时有出击，但攻取城镇后旋即放弃，基本活动范围只限于绿林山一带，还没有构成对王莽政枚的严重威胁。

    二、绿林军的发展变化
    
　　地皇三年(22年)，绿林山流行疾疫，一直坚持斗争的战士们“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 王常、成丹西入南郡(治所在今湖北荆沙)，号“下江兵”，王匡、王凤北进，号“新市兵”。
    
　　还有一支起义军，也兴起于随县境内，那就是“平林兵”。地皇三年秋七月，新市兵攻随，平林人陈牧、廖湛在平林领导起义响应，他们所创建的这支义军就被称为平林兵。平林是新莽末年绿林军的一支——平林兵起义之地。其在何地，向来有源于唐代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志》的“平林故城在州东北”之说。实际上，平林起兵之地应是随州西南35公里、今柳林店南15公里处的古城畈，这里才是汉代平林遗址。《水经注》说：“(章)水出土山，南迳随郡平林县故城西，俗谓之将陂，城与新市接界，故中兴之始，兵有‘新市’、‘平林’之号。”土山在今随州西南柳林境内，新市在今京山东北，以今柳林店南为汉代平林遗址，也比较符合《水经注》关于汉平林“城与新市接界”之说。清末民初，柳林古城门上有“古平林市”四字，亦为一证。
    
　　绿林起义的影响很大。地皇三年，在与随县相邻的蔡阳县舂陵乡(在今湖北枣阳市境)，出身于南阳刘氏宗室的刘〓、刘秀兄弟，也举起了反对王莽的义旗。他们所率的义军称为舂陵军，不久，也加入了绿林军系列。此后，绿林军的声势大振，战斗力也不断提高，接连取得几次战役的胜利，终于发展成为推翻王莽政权的主力武装。
    
　　绿林军后来也称汉军，在处于盛势的情况下，建立了更始政权。他们所立的皇帝——历史上所称的更始帝刘玄，就投身于平林兵中，任军中的“安集掾”(临时设置的官职)，而刘玄的母亲何氏，也正好是平林人，刘玄参加起义军前曾因躲避官府追捕而亡命于平林。
    
　　起义军曾在随县境内游移，随州也曾发生过多次战斗。据《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的记载，地皇三年七月，“王匡等进攻随，未能下”。这年十月，下江兵遭王莽军袭击，成丹、张〓等率余众数千人到蒌溪一带活动，蒌溪，就在今随州境内。《后汉书》还记载更始政权任命尚书胡殷为随王。胡殷后降刘秀，旋又被杀，估计这个随王也是一个虚封。
    
　　随县是绿林起义的发源地。在起义的参加者中，固然有不少外地逃荒来此的流民(如王常就是颍川人。颍川，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禹县)，但也应有不少随县人，见于史载的只有陈牧、廖湛等，许许多多普通的起义参加者的姓名都湮没了。
    
　　陈牧，廖湛，都是平林人。更始帝入长安，立陈牧为阴平王，廖湛为穰王。不久，在更始政权内部分裂的情况下，陈牧、廖湛均遭刘玄疑忌，陈牧中计被杀，廖湛率部归赤眉军，后率赤眉军与更始部下汉中王刘嘉作战，兵败被杀。
       
    三、绿林军大起义的历史意义
    
　　绿林军是王莽新朝末年农民大起义的主力军。这次大起义推翻了王莽的统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光武创基，兆于绿林。”《后汉书·臧洪传》，臧洪：《答陈琳书》。 绿林起义对于东汉政权建立的意义，古人是普遍首肯的。东汉皇朝的建立，与“绿林”的名称是不可分的，随县的山山水水，也因为“绿林”的反抗精神和浩然正气，而倍增光采。
    
　　从来欲知史事，主要靠历史文献的记载。但单靠文献，对秦汉时期随州的情况，所知不可能多，这是因为年代久远，文献亡佚，史料湮没的缘故。在中国历史各个段落中，秦汉时期的史料本来就不算多。
    
　　既然文献记载十分有限，我们便对考古发现抱有很大的希望。近30余年来，随州市的秦汉考古已有不少收获，使我们对随州秦汉时期的状况，有了新的了解。
    
　　早在1965年，在塔儿湾和古城岗分别发掘了东汉时期的墓葬。1966年，有关部门在位于市区西北约52公里处的唐县镇清理了三座墓葬，其中二座属汉代，一座属三国时期。这次发掘出土了一批汉代文物。唐县镇墓群分布范围广，墓葬排列密集，整个墓区保护较好，1966年被公布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后，在随州市范围内发掘清理的汉代墓葬还有多处，如：
    
　　70年代初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发掘的刘家台子、周家湾、楼子湾等处的汉代或估计为汉代的墓葬；1982年1月在市工人文化宫院内发掘的一座西汉早期墓葬；
　　1985年8月，在安居镇发掘的一座西汉晚期墓葬；
　　1990年在市内西城区发掘的汉代至六朝墓葬；
　　1992年3月，在东城区发掘了蒋家岗秦汉时期墓葬；
    
　　1994年8月，在市东城区义地岗发掘了两座东汉墓以上列举的各次考古发掘多数已有报告发表，可参见《考古》、《文物》、《江汉考古》等刊物。 义地岗墓群早就有文物出土，也是湖北省重点保护单位。
    
　　在这些已经发掘的秦汉墓葬中，陆续出土了不少文物，包括各种铁制生产工具，陶制马、俑和仓、灶、井、车、房屋、庄园模型等，还有各种生活用品，为我们了解秦汉时期随州一带的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大量实物证据，补充了文献材料的不足。
    
　　在今天随州市的范围内，属于秦汉时期的古墓葬、古遗址等很多，迄今已经发掘的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绝大部分还深藏地下，未向世人展示。据文物普查工作所得资料，随州境内已发现的、保护较好的汉代墓群有20多处，还有不少散见的墓葬。通过考古发掘，可使我们对于秦汉时期的随县历史会有越来越多的了解。再过若干年后，随州史的秦汉篇章，内容定会比现在我们所知丰富得多。